这山，承载着我儿时太多的回忆。
由于山东坡采石放炮的缘故，孩童年纪的我们只能在山的北坡和西坡活动。
我们最喜欢在北坡玩耍，因为它正对着山腰处的学校。
学校临路而建，矗立在山腰里一段平整路段的北侧。这条路横贯东西，是联系着七个小队的主要干道，远远望去，便如一条长长玉带轻轻地束在了山的腰间。平整的部分在山的正北侧，属于整条玉带的中间部分，约有一两公里，平整部分的两端，一端向西延伸开去，一溜下坡，又长又陡，足有二三公里，将长沟垴、山西坡和邱家嘴三个小队串串珠似的串在了一起，这段下坡路并不回环曲折，从上往下看，一直可以看到山脚，然而坡度却极大，绝对在五十度以上，这对串在这段坡路上的三个小队的乡民来说，下坡路就变成了上坡路，他们想要到乡镇去，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不费一番大力气是不行的；带子的另一端向东延伸，也是一溜下坡，不同的是，这段坡路迂回盘旋，弯路很多，站在高处往下看，不出十几米必有一个弯道，便如蜿蜒爬行的蛇，沿着蛇身顺路而下，可以到达山脚的另一个村庄——山后杜，到这里后，路便成了平路，沿路东行，则可以到十几公里之外的镇上去。这是我儿时岁月里，村人出村的唯一通道。
站在学校那两层教学楼的走廊上向北望去，山与我们只有一路之隔，它静静地蹲在你的面前，父亲般慈爱地与你对望，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
那时候，我们放学得很早。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们自家种的也都有地，他们也需要早早地把学生打发走了好到田里侍弄自己的庄稼；另一个原因则是在那个年代里，村子里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娃的确不多，大多数的父母让孩子上学无非是让他们认上几个字、会算几个数，真正有心供孩子上初中的父母已不多见，起意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所以老师们自然也没有多大的工作压力。正因为如此，老师们绝不会擅自改变作息时间，给你补课或者搞什么课外活动，只要一天六节课上完，放学铃准会准时“铛铛”地敲响，用不了几分钟，我们这些学生娃们就会大呼小叫着如同草原上的失控的马群一般拥挤着逃离校园。
说“逃”一点也不错，因为那时候老师是可以打人的，而且打得很凶，重要的是，在很多家长眼中，老师打学生完全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甚至还会认为哪个老师打孩子打得凶，说明哪个老师负责任。所以，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老师打完后，累了，但还不解气，还怕小孩儿不懂事再犯错，于是就通知家长，家长到学校后，二话不说，先揪着自己的孩子狠揍一顿，然后再听老师训话，搞不好，得好一番道歉才能得到老师的原谅。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喜欢在学校里呆，总盼着放学，还好，一天里上课的时间并不长。
一天里，我们最喜欢的是下午，因为下午只有两节课。坐在教室里迷迷糊糊打上几个盹，或者装模作样写会儿作业，就到了放学时间。那时候，太阳还老高老高地挂在天空，到处都是明晃晃、亮堂堂的，离夜幕降临少说也有两三个小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自由的，是完全没有父母师长关注着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出了校门，随着一声喊，我们这些娃子们便男孩与男孩一起，女孩与女孩一起，自觉地各自组团，然后三三两两地向小山进发，极少有直接回家或者到其它地方玩耍的。那山，对我们有着一种魔力，它便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们欢欣鼓舞地融进它的身体。
是的，我们每天都爬山，因为山上有我们无尽的欢乐。
最大的快乐自然来自于攀爬的快感。那个时候的我们，人虽精瘦精瘦的像一群野猴子，但那小身板里却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总感觉如若不找个事由释放释放，就会有种被憋坏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孩子自小就养在温室的花盆里，娇滴滴地享受着无微不至的呵护。我们很少慢腾腾地走路，记忆中似乎不是在奔跑，就是在攀爬，树木、墙头、沟沿都是我们攀爬的好去处，在众多的同龄小伙伴中，我攀爬的本领绝对是首屈一指——村里最高的树我敢爬，河沟里落差最大的悬崖我敢爬，即便是谁家的房子上有了风蚀的借力处，我也敢想法设法爬到房上去。这或许是遗传了我父亲的基因的缘故吧，他在他的同龄人里爬树也是最厉害的，我们很多人都亲眼看过他头朝下爬上十几米高的泡桐，当时，围观的人都服了，崇拜的不得了。
不过，与爬山比起来，爬树、爬墙、爬沟沿就显得不过瘾了。山虽然不高，但却陡峭。从学校大门涌出来，沿着一条通向山顶的岔路口向上爬，不出二十米，本还一两米宽的小道登时变窄，成了一条狭窄的不足半米宽的崎岖山道，越往上走，小道就变得越窄、越陡。小道那个窄啊，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最窄的一段距离，甚至必须将两只脚一前一后叉开方可，想要把两只脚放在一起来个立正稍息的姿势，那是决计摆不出来的。小道不仅狭窄，还很陡峭，恐怕有六七十度的样子，远远望去，小道便似从山顶上挂下来的一条绑束发梢的丝带。在这样的小道上跋涉，是相当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更何况脚下大小不一的碎石块不但硌得脚板生疼，还时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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