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地处陇右，北面黄河，前隋称金城郡，高祖武德二年改为兰州，陇右地贫，虽是丝路重镇，不过两万余户，属于中等州府，设正四品下刺史一人，另份属秦州都督府节制，刻下率众出城十里相迎的，是刺史江泰铭和秦州都督马维，由于兵部置兰州为高昌役的物资中转中心，马维这个都督自然也要赴兰州。
李治先锋先行，与两个军政长官打过招呼客套一番，便前往营地安营扎寨等待侯君集大军到来。一个时辰后，中军已经行至，地处国内腹地，先锋军与中军距离并不是很远。
兵部尚书是马维的直属上司，虽官品差不过两级，同样前倨后恭，前来汇报军情。刻下奉命出征的的泾州、秦州等都督府府兵已经在兰州城外扎营集结完毕，余下甘、凉、肃三州府兵自不必说。至于粮草、军资、民夫一应事物，有房玄龄在长安总责，又有马周刘洎亲赴兰州，自无差错之虞。
不过说起粮草，就不得不说说李治这个穿越者带来的改变了，汉风酒楼的存在意义重大，那些个厨子根据李治的只言片语的指点，鼓捣出了面粉发酵技术，发酵后的活面制作出的面食在口感上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风靡了多数小麦产地，甚至导致部分州府粟的种植规模大幅减小，李治顺水推舟，将这种潜移默化的蜕变推广军中，并搬出了大明王朝的光饼，天子吃后大悦，自无不允。
事实上之前中原并非没有发酵技术，酿酒制醋就少不了这一环，只不过知道后世宋朝才有人把发酵用于面粉上，武大郎的炊饼就是发面馒头。发酵带来的食材变革是无比巨大的，游牧民族将牛羊鲜奶制成奶豆腐，便携，易保存，营养价值高，风味鲜美，加上牛羊肉干、奶茶，这是长途行军的不二选择，李治乘机把这三种食品荐作军粮。大唐的民风开放不是说说而已，穿衣、坐具的胡化早已经默默进行，汉风的推广和李治的奏章只是个引领潮流的催化剂。加上长期与突厥作战中的所见所闻，这些军粮的推广并没有受到阻挠，尤其在李治本身亲赴战场的情况下。
便携、高热、味道也不差的突厥军粮将会大幅度提高唐军的作战半径，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天然优势，蒙古铁骑万里奔袭的宏伟战绩离不开这种优良的补给方式。但是目前的供给规模并不是太大，一方面唐军与突厥军队有着绝对的不同，至少带着羊群牛群行军打战、军民一体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新事物的推广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尤其是涉及军事，户部兵部需要稳定可靠的供货渠道，新军粮的加入实际上剧烈冲击了原有的军粮供应链，甚至整个供货源地都要向北方转移，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有所反弹是必然的，不过天子和中枢众臣看到的，是这背后的深远意义。
東突厥广袤地盘的南属，事实上并不能大幅增加朝廷的岁入，因为盛产畜牧产品的突厥在中原地区眼中，十分贫瘠，居无定所的游牧生存方式对习惯定居的大唐而言十分不适于管理，简单的税收都无法收缴，政府没有收入，自然没有相应管理义务，像******王国那样，给isis纳税，伊拉克叙利亚给发工资的好事，毕竟绝无仅有。加上气候寒冷，********并不能在北方生存，而效仿先汉将南匈奴牧民南迁的做法，事实上造成了权力真空，变相扶持了鲜卑人的崛起，并无实际意义。
李治悄悄将突厥食物列入军粮清单，是在尝试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军方采购北方的畜牧产品，突厥便可以购买中原产品，茶叶、食盐、种类繁多的手工制品、织物，以及游牧民族的圣品——大黄，当然，铁器在火器崛起之前，仍将是绝对的禁品。对于普通牧民而言，牲畜是宝贵的财产，并不能经常吃到，鲜奶、炒米、茶砖才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对于部落贵族而言，能用牛马牲口获取的富贵权势，都是唾手可得的。以贸易为纽带，紧密南北联系，发挥中原文化得天独厚的包容特性，渐渐同化来自北方的降族，这跟李治之前的吐谷浑策是一脉相承的。以往的民族同化都是不自觉地，李治则要人为加速。
当然，还有另一个中枢众臣或许也没有看到的用意，李治想改变中原耕种为主的生产模式，更多加入畜牧的成分，这对于改善营养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大唐拥有独特的优势，长久的扩张必将导致地广人稀，李治心心念念的手工业推广同样会夺走更多的农业人口，种植高产作物和生产高营养价值的肉类改善营养结构，势在必行，否则填不饱老百姓的肚子，一切宏伟志向都是枉然。
大军并不打算在兰州久停，春季行走沙漠比起盛夏的酷热更容易接受，这个年代的战争必须小心翼翼的遵循气候变化的规律。现在横亘在大军面前的问题是渡河，五万大军的规模并不算太大，但之于兰州段接近一百三十丈的宽度，和十数条渡船而言，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更不用说马匹物资了。
这样的问题对于久经阵仗的唐军而言并不陌生，大军可以分成数批经由不同渡口渡河，不可避免的时间耽搁也不是不可接受，不过李治并不打算错失一个折腾的机会，找来了随行军中的工部侍郎兼左屯将军姜行本这个军器大师，询问了浮桥搭建的可能性。浮桥对于古代工程师并不陌生，相传周文王便曾在渭水搭建浮桥，汉光武帝也曾在搭建过第一座跨长江浮桥，技术难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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