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知道有个词叫童言无忌，就是说儿童天真无邪，讲话诚实，纵出不吉之言，亦无须见怪。因为那些行为他们没有做，只是用自己幼小的脑袋说说而已，也用以讥人说话幼稚可笑。那是后世的解释。
延熹九年（公元166）三月，司隶（今河南洛阳东北）、豫州（今安徽毫县）等地发生饥荒，老百姓饿死不少人，皇帝因此派出中央大员去赈济灾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大人们在讨论着这些事情，而我也在这一年渐渐长大，形成自己幼稚的小思维。父母也会觉得我有些长大。
我的祖父刘雄被举为孝廉，官至东郡范令。我得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举孝廉制度，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就像现在说的要考名牌大学一样，那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从汉武帝到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除了那些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功臣将宿，皇亲国戚外，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因为一些孝廉出自基层，在社会触角延伸还不发达的时代，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形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起到了道德标杆，也能让处在最底层的百姓了解些情况，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和动力，建立一个普素的信仰，凝聚社会的向心力，大家都努力学习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所以就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就是说要通过考察，挂职锻炼，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这为一些社会基层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向上的动力。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类似于后来的公务员选拔。那时不叫公务员，那是叫吃皇粮的。本身这个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对于一些百姓子弟想要进入仕途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多年以后的我也将通过这条路实现我的理想。但是现实却没有我们想象的好。因为制度是那样规定的，但是这作为个体的人是活的，而且在皇帝一家独大的那个年代，监督机制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英明与否，如果皇帝个人不作为或者单靠一人之力去做这个事情，那后果不堪设想。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这样的笑话。在官场是人人都知道，但是不说，在老百姓中是人人都说，但说了不顶用，谁家举了孝廉，跟其他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样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社会危机可想而知。这些那个年代父辈们讨论的事情，我是没有参与的。我是要长大，要过年，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
官至东郡范令的爷爷想必也应该见过一些世面，听爷爷讲过不少故事，所以我家祖上还是有一些声望的，在我家屋舍东南角篱上有一桑树高有五丈多，先说一下丈，（中国市制长度单位，十尺（1尺=0。333米，一丈=3。33米）那五丈就是后来16。7米，那桑树有17米多，从远处看上去就好像车盖一样，能给在人下雨的时候遮风挡雨，四邻八乡的人都觉得这棵树长得不像凡间之物，认为此家必出贵人。这个是有点夸张，或许是当时人们觉得那株大桑树给他们提供便利而感恩在心，或者说是人们心里都有着一个梦想：能有一个像大桑树一样给他们提供保护的美好愿望。但到我父亲这一辈为止，也没有见出过什么贵人，在那个朝廷形势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有太多的变数。其实那时是善良的老百姓借这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来表达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心愿吧。
不过那株桑树的存在，给我的童年增加了不少乐趣，我和小伙伴们可以在树下玩耍，而不用跑再远的地方。也可以爬树，在树上休息。我们也可以将自己家里的好吃的拿出来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分享。由于那时的家境也还不错，我总会拿一些好吃的来和大家分享。小伙伴们也听我的话，这算是一个小窃喜吧。正当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将来要作为美好回忆写上一笔的时候，家里出事了：父亲不在了，父亲大约是死于疾病。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像后世那么好，所以有些时候要听天由命。在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长大了，是快速长大。因为你的背后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身影，必须使自己像父亲那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快快长大。很多后世教育孩子老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大可不必担心，让他成熟的快速方法是断掉他的依靠，当然，代价是有的。
孩子忘掉痛苦是很快的，但境遇的变化多少还是起些作用。再和小伙伴们玩耍时，我就变了很多，不爱说话变成了我的特点，与同宗小孩在树下时，我也有了一个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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