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何大嘴来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必然的真理，比如饥饿，比如寒冷，比如疼痛，再比如，无可奈何。
何大嘴的父母在三年前饿死了，何大嘴的兄长在两年前失踪了，何大嘴的嫂嫂在一年前被土匪抢走了，何大嘴的侄子在半年前被人煮成了一锅肉汤。
这个年代的人共有的悲惨已经如此平常了，以至于何大嘴已经开始懒得去讲他之前流浪的那段生涯。
而按照这个年代的人的观点，何大嘴这样都不死，确实算是足够的命硬了。
终于，何大嘴找到了长安城里的家乡人说是“出息了”的担任着小队长的远房族叔，在经历了一番苦苦哀求后，何大嘴成了一名长安城的守城门的兵丁。
然而成为官兵并不是意味着与之前的贫寒苦难告别，事实上何大嘴应该算是那种最廉价的官兵，廉价到每次分配给他的军饷里，总是要扣上个七八成的回礼钱。
但是总的来说，剩下的三两成也足够他搞些糠皮杂合一些黑面粉来凑合凑合的把肚子混个半饱。
甚至这样的日子，对于城外那些依旧无家可归的难民来说，都是令人羡慕的。
还有东西吃！还有东西能往嘴里塞！还可以有糠皮而不用吃观音土！这他么好日子啊！
何大嘴理解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归根结底是个饥饿的时代。何大嘴挨过饿，何大嘴差点饿死过，何大嘴也差点被同乡煮成肉汤过。正因为理解，所以才知道生存是多么的不容易，你得有足够的运气，你得拿刀子拼。运气不好就会饿死，拼不过就会被杀死分食掉。
灾荒的年代，人其实不能算是人，所有的人都希望着活，活着，如何活着，如何千方百计的活着，这是大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抢掠，所以背叛，所以厮杀，所以易子而食，所以尔虞我诈，所以一个盯着一个，一个个想从对方那里抢到更多，又要提防对方抢了自己。
当然历史如果继续发展，何大嘴大概依旧会过着他那不怎么样的官兵生涯，要么死于明朝官兵内部的倾轧，要么死于农民起义军的攻伐，要么死于满洲八旗的铁骑践踏。或者，他运气足够好，能够熬到投降清朝的时候，混个绿营小军官什么的。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被车飞的上了天。
革命军来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人民！”
城外不断的响着反歌的跑调的声音。
“起来，全天下受苦的人！”
带着些许浓厚的地方口音，但是又被政委逼迫着，不得不一声又一声的喊着，一声又一声的不断覆盖着城里城外人的耳膜。
何大嘴张大了嘴巴。
他不太懂歌词里说的什么，什么“神仙皇帝”、什么“天下大同”这些对于他都有些太远。他只是知道，似乎这些人要自己“做主”，而且这些人觉得自己是“正义的”，甚至隐隐约约有了几分宗教式的“神圣”的感觉。
但是，说到底，这些与何大嘴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他现在的位置毕竟是城外那些人的对立面，在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对方能够成事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跟随着自己最开始的选择。毕竟，如果不是直接能看得到的好处，还不值得他立刻就改换自己的立场。
即使城外的很多东西对他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不过，现在还算是好了一点。因为迫于王越的压力，洪承畴早在一个月前开始整军，一大堆吃空饷的军官人头落地，自己的族叔因为职权并不是很高，于是幸运躲过了老洪的整军运动，并且莫名其妙的就升了半级，成了管营的了。
于是，何大嘴的孝敬总算能少交一点了，糠皮可以在主食配比里缩小一定的比例，而杂合面又可以扩大一部分了。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洪承畴开始加紧练兵练阵，洪承畴开始加紧修筑工事，洪承畴开始加紧与朝廷大军的联络。
要强军，要粮饷，要各种各样的军械等等的东西。
总而言之，要银子！
老洪意识到了王越不是流寇的事实，老洪明白了革命军的后方正在慢慢建立起一套生产体系，老洪也知道了王越的那一套看似不可能的东西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说白了，就是王越竟然拿出了一套税收的办法，并且执行了下去。
老洪不是那种之乎者也读傻了的书呆子，他知道税收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么说吧，在这么一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农耕国家的实力更多的是建立在税收上面的。能够收上来更多的物资金钱还有劳力，并且将之用于战场上的挥霍，将敌对方慢慢的拖死磨死，这是农耕国家间战争的常有规则。与之相对的，读书人之间的所谓心计，所谓计谋，所谓一言兴国等等的阴谋诡计，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必然胜利时刻的锦上添花而已。
张居正能被称为救时之相，不还是因为他给明朝政府拉出来了足够税收，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明朝政府经济多运营了那么几年。
而现在呢？
税是越来越难收了！
大明初年的商税三十税一到了这么境况很难说是多么的合乎时宜，更何况赚了最多钱的那些个江南士绅几乎全部是从不交税的。
于是很多的税收干脆就摊到根本没办法抗税的普通自耕农头上。
然后在税收、天灾加上其他地主乡绅的有意兼并，能交得起税、服的起徭役的普通自耕农自然越来越少。
而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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