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下个周三下午，我们就要前往英灵山烈士陵园举行第一批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为同学们佩戴上鲜红的红领巾。那可是用我们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来自于我们祖国五星红旗的一角……”曹花宣布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韵文中学一年级三班的四十多个小学生的眼睛里露出了渴望与憧憬的神色，一缕耀眼的阳光恰好射入了教室里面，打在靠窗的几个学生的脸上，散发出神圣的光晕。虽然后来，我们知道了曹花的话大部分是扯淡，中国到底私藏了多少烈士的鲜血才染出那么多条红领巾？难不成是动用了血库里的血？估计要真是像曹花所说的，烈士还没上战场呢就得被政委抓住，“小刘啊，小李啊，小王啊，为了给我们的后辈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你们一人先嘬出来二斤血再去打鬼子，我好通知被服厂先染出两千条红领巾来备着。”那才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和“90后”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他们接受着潮流文化最强烈的冲击，爱国教育在他们脑海里所能留下的印记越来越淡。尽管今天学校还是像个年老色衰的青楼女子拼命挽留着没看上她的客人一样，抱着大腿，拽着胳膊想要“90后”们能回心转意地留下来，好好接受一下爱国教育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洗礼与冲击，但仍旧改变不了他们正义凛然地拂袖而去。在这方面，我们就不一样了，虽然比不上60、70一代那样虔诚地每天都穿着绿军装，背着绿布包高喊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但最起码对老师说的那些“红色记忆”从没有怀疑过。
三年级前，我们对红领巾真是“奉为珍宝”，捧在手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攥成麻花，戴在脖子上怕那层皴玷污了它，一旦丢了还得怀着极大的负罪感和愧疚心找到老师，一脸自己就该就地正法的表情恳请老师再让烈士受累给去染一条好让自己戴上。后来知道了，红领巾丢了也没事儿，烈士的血永远都用不完，光学校里就有好几千条的存货，交上三块钱就能买一条新的。不仅如此，甚至学校门口摆小摊的阿姨那里也能买到“烈士的遗物”，比学校里的还鲜亮，红艳。看来，俩红领巾售卖点的“血源”不一样，学校里卖的是烈士的动脉血染的，暗红，阿姨那儿是烈士的静脉血和毛细血管里的血染成的，鲜红。虽然现在想起来听信老师的鬼话连篇多少有些可笑，但当时就像中了邪一样的深信不疑。谁要是能够成为第一批戴上烈士的鲜血的学生，那简直就可以称之为睡着了的螃蟹——做梦都得横着走了。
不出意外，我没成为其中的一员，其实和我相熟的人只有冯静得到了这份殊荣，成为了我们二十个第一批入选少先队员的学生之一。我身边的人，王俊、宋明都与之失之交臂。曹花一再强调，这次被选为第一批入队的同学都是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出类拔萃的，所以我没入选并不奇怪，光在“智”这方面，我就达不了标，因为她说过，我是个弱智嘛。开学以来，大小的拼音测试，我最好的一次成绩是49分，面对鬼画符一样歪七扭八的声母韵母，我就像一个迷失在赌场的赌徒，把声调“押”在哪儿都押不对。
“我、王俊、陈永盛……”曹花念出了一连串的名字，都是学习不怎么样的，“今天下午的入队仪式，你们不用参加了，留在家里自己补习知识吧。”我没用耳朵听，直愣愣地看着窗户外面发呆。校园的花坛旁边有座假山，上面落了两只麻雀正在为抢夺那点儿碎面包屑打的不亦乐乎。
中午放学时，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要排好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安全穿过学校门口的马路后才能解散。冯静走在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她的话也格外多，看得出就是那条红领巾闹的。而我则垂头丧气地低着头不说话，和冯静的距离又被拉远了一些，原来是学习成绩，现在又加进了一条红领巾。
“我？”她突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下午准备去干什么？”
下午还不是得去学校上课？还能去干什么？我以为她故意拿我解闷，没回答。中午在家那顿饭吃的也别扭，我咬着筷子头儿盯着电视里播放的《忍者神龟》动画片，看那只叫“斯普林特”的变异日本大老鼠又一次不争气地被斯雷德和犀牛怪他们给绑走了，然后四只能站着走路的乌龟把他又救了出来。我握着汤勺一下下敲打着乘着米饭的碗沿儿，心里有气又没处撒。最终在我妈的厉声批评下，我不再敲打。她说以后别用筷子、勺子的敲碗，叫花子才那么干呢！曹花，我伟大的班主任真是神了，她果然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今天早上，我又一次没回答出她的提问后，她放下了手里的书本，唉声叹气地说：“唉，别人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刚开始还不信，但是通过和你们相处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算信了。咱们班这些同学，今后有能进大公司上班，开上小车的，有能去政府部门工作，为国家做贡献的，也有的可能小学毕业后就要饭或者去收破烂儿了。”说道最后那种可能性时，她的目光准确地定格在了我的身上，我无处遁藏，尴尬地在她充满讽刺的话语中“暴晒”，其他同学痴痴地笑着，一起看向了我。我今后，真的就得当个要饭的了？当时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从没听说哪个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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