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复依弦索续完之。而郑恒也者，实为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隐己姓名，捏称张生，则崔之姓，莺莺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听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诘也。
乃不意成化间，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字，与《会真记》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与子虚乌有之《西厢记》同，好事者遽附会之，以为崔夫人者，即崔莺莺也。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业撰《吴越武肃王庙碑铭》，首云：“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氲蚴三辍Ｌ煜卤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云：“长兴，后唐明宗年号，止于四年。武肃王以壬辰岁薨，壬辰盖长兴三年。《五代史》及刘恕《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则碑为误。然当立碑时，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
于是钱竹汀《养新录》解之曰：“余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幸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书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文，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文“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书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书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书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
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文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
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
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煌潦又，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文不见于慈湖遗书，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文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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