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误写癸，即于癸上改写朔字。而刻者乃以两字重叠，并刻之。余疑当书丹时，既己误写，何难洗去重写，而乃怪诞如此？盖误字始不及检，刻成始觉，不得已乃于已刻字上改写，而使工人复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高禾}，殊不雅观。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误写作某。
古例，志墓但书卒年月日，而无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后惟大作家犹守此法耳。温公《书仪》载，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礼》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则，此法坏于南宋也。
《墓铭举例》云：“陈嫌惺汤勺薰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按此语颇可笑。陈忠肃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于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况一有铭无序，一有序无铭。其同者何例也？《举例》又一条云：“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云云。然则其所云陈朱同例者，不过是埋铭二字同耳。而即论埋铭二字，实陈创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时代矣。
吕氏坤作《四礼疑》多以己意臆见，猜测古礼，而妄讥议之，往往听其辨难，似乎有理。及至细心考究，则全无是处。即如其论志石条云：“志于石示来世也。
文其辞，篆其姓名，合而锢之，以铁埋诸地中，将谁示乎？不若志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虑异时误为人所动，见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谬哉，其为说也！石在墓头，发及石，则见棺也半矣！两石内向，重重铁束，谁复从容为汝钳锤耶？即或开之，岂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开者之重否？即为掩之，能肯复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动否？此说大可笑也。
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阴。有功德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云云。愚谓吕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后世。不可不急为驳正者也。夫志石之设，为盗贼乎？为常人乎？若盗贼，则以扌日大墓为能事，题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来。何况见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复束此石乎？若常人，则各有良心，始虽误掘，未有既见志石，知是人墓，而犹下锹锸者，况读其文，知其德行功业如是，而有不为之礼葬者乎？大约墓前碑碣，至久不过二三百年，而古墓久远，未有不夷为平地者。贤子孙未必世有拜扫之典，既阙表揭之石，又亡沧海桑田，辗转易主。世间地师渊源相承，其相法时复相类，故往往有地师指穴，开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远，棺骨尽化圹中，空无所有。有疑为迁葬之空穴者矣！有疑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万无朽理，见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将为之掩盖。此孝子慈孙所以作志石之遗意。为久远计，非为眼前计也。微旨如此，彼恶知之？
王桃源先生说，字应求，吾乡所称“庆历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奥志乘》失载，世无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将改葬其父。地师既定穴，开之见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学士信道ニ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吴矜撰《夫人墓志》，竟毁其墓，复拓两志示人。于是县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孙，纷纷控告，成大狱。久之，官以买地葬亲，误掘古墓定谳，下江三于狱。
其罪徒而以其地归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断是狱也，颇怀偏袒（时舒赦滞知恭受为县令，而江三者，虹孙之从兄也。其家方为鹾商，与令往来，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复过蹙。平心论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无表揭王氏，又失防护，不得以发掘为江三罪。及见墓志，即非桃源，亦岂宜遽毁之而灭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毁墓，而不在发掘。假令江三既见志石，拓本束而还置之，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后人，使来修岁时之祭。如此则王氏子孙，当礼谢之，而县中士大夫，亦当称道之矣。闻江三家，以觅葬地，每掘人墓，瘗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无主者，墓中又无识别，遂得任其所为，未尝发觉。桃源墓若非志石，虽复鬼哭，亦谁知之（发墓之夜，王氏祠中鬼大哭）？然则志石为功之大如此。而吕氏乃妄言无用，何谬也！掘地得志石，为重掩之，或为之成冢，或为之立碑。而志文乃复出人间。
此等事，古来常有。其见于文集、札记、及志乘、金石书者，多矣。吾独据桃源一事，以驳吕氏者，据所亲见也。桃源先生墓甚大，盖不但二穴，必有谠嶂子孙。以志石不备，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质甚粗，盖当时明器。亦见古人之质也。至遗骨，或曰有之，或曰无之。历年八百，有无诚不易知。江三对簿时，力辨无有，问官不能究也。或曰，仅有数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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