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柳敏碑》写天资之资，从鱼旁，作笞剩ā读ナ汀贰ⅰ逗毫ァ贰ⅰ蹲衷》、《隶辨》皆误作忄资）。后世拟议纷纷。余谓下是鲠字，盖未写资，先写鲠，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资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谓古碑常有。想古人书丹时，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见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窨迹而下是妣字。盖亦是未写考，先写妣，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岂有妇人作父，而考字可从女者？此二字一切字书，及俗字梵典并无。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吝，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书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
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宦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书，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
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
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书，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文，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牛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谓荒唐诞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近余阅其所著金石文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云云。此亦因张莺郢说，横档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旷园杂志》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志铭显出，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董思翁《容台集》亦云：“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无不谓即《会真记》中之崔莺莺者。”
顾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秦志志其嫁后时事。始辱于张，终妻于郑。即使同是一人，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沃丑，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而谓可以洗耻，固未必得之数也。
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文，则诸君妄为牵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则诸君妄言之过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并无莺莺之名。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乃《会真记》明记莺莺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又云于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当七十二岁。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诸君之谓即莺莺者，不过以其夫郑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何可胜数？便据为说。
已可齿冷。而况莺莺本事可信，莫如《会真记》，而《会真记》中绝无所嫁夫姓。
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所作《西厢记》为据，则《西厢记》是凭空捏造之书，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据乎？其妄四也。况志文明云，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则云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确凿牵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见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郑妻，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故或遇或恒，世有两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恒。而《金石萃编》灼知其妄，则曰是后人妄改，以附于《会真记》者（按：是妄改，以附于《西厢记》，非附《会真记》也，此语尚错）。而诸君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厢》者据《会真》，《会真》不言夫姓，作《西厢》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厢》者别有考据，知莺莺实嫁郑恒，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实甫者，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反为迫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故捏情节，谓莺莺卒嫁张生，而郑恒乃至强死乎？此虽病狂丧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谓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吾不知其究据何书。据《会真记》乎？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据《西厢记》乎？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二记，则直谓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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