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的香味弥漫了小小的阳台，大人们意犹未尽，饺子已经出了锅，端上了桌，那两个被吓跑的退化了的小孩儿奉了奶奶、妈妈们的圣旨来喊凉台里玩得正在兴头上的四个大男人吃饺子。
屋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中国的吉利话仿佛一合了辙、压上了韵就变成了真理和事实，同样的意思如果说成“吃饺子的时候喝点儿酒是非常吉利的”，那可就没有了可信度，也就再也不会流传了。从来也没有人考证这种韵文的真实性和灵验的程度，但是大家都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有的都是好东西，有的财、是运、是福、是禄、是寿，是喜，而不是有气、有仇、有病、有灾、有难、有债务。
平时的圆桌上又加了一个更大的桌面儿，桌子上这时并没有饺子，饺子只是除夕餐桌上的共和之君，这时包括鸡鱼肘子在内的十多个炒菜和凉盘把一个大桌子摆得满满的，费教授把从西安带来的西凤酒打开，一家九口共同享用这顿一年中最重要的年夜饭。虽说是年夜饭，可是吃完才五点多，碗筷酒瓶子刚一捡下桌，大桌面儿就被取下，铺上了深绿色的毡布，老二费利接着就把光润可人的麻将就倒在了桌子上，麻将大战正式开始。
一家四个男人先坐在了麻将桌边，发放着扑克作为代币的筹码并且规定着筹码的币值和现金结算的办法。厨房里刷碗的三个女人急得直抗议，老二媳妇甚至已经提出了改革方案：“从明天开始，赢钱的刷碗！”
这个方案大家都能接受，轰然同意。
“手臭的下来！”
这个方案也能勉强通过。
麻将这个大概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东西随着中国人的富裕，渐渐成了人们节假日的主打娱乐活动。它和包饺子不一样，包饺子是苦中有乐，打麻将是乐中有苦。
四个人玩的麻将主要讲究从另外三方的失误或者自己的运气中赢钱，要是说有水平在里面的话，那就是玩者的水平越高失误就会越少，运气也就相对越多；它的支付规则是：当纯靠自己的运气挣钱时，和牌的概率越小，挣钱就越是丰厚。中国人对概率和风险早有认识，可惜的是就像火药被用作鞭炮，指南针用于测风水一样，这种概率论和风险意识只变成了麻将的一种结算依据而不是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的运作。费齐把茶水重新沏了一壶，进屋时老大和老二正在比赛摸牌的水平。他笑自己想的这些如果也写成一个《什么所见》，天蓬元帅就真的出头无望了。
费家自从三个儿子都有了收入以后，每年过年都要支上一桌麻将，让幸运之神来一次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今年费齐哥仨还在包饺子时就准备和老爸大战一场了。每年两个嫂子和老妈都在一旁观战，伺机替补上场。只有费齐孤军奋战，以至战到后半夜经常丢张儿也没人提醒。但也有好处，就是从来没人抢他的位子，没有下岗的危协。
今年费齐的手头挺紧，除了二哥给的五百，上场前暗地里又向老爸借了二百，今天打心眼儿里想多赢点儿，补贴一下这个月的拮据，可是偏偏不随心愿，不一会儿就输了一百多。
麻将真是一个怪物，如果不和经济利益挂钩它就变得毫无趣味，它天生就是一个老百姓认可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就像货币天生就是商品的等价物一样；玩它即要有技巧，更要有运气，麻坛高手运气不好，也会像关云长走麦城一样；麻将的门坎极低，会玩就可以赢钱，不像围棋，规则简单，但要玩成高手却是极难。还有，麻将桌上无父子，这个东西能使刚刚在一个桌子上吃过团圆饺子的一家人的亲情和裙带关系完全消失。
费齐好不容易早早上了听，让一旁的老妈帮着看牌，出去洗洗脸，换换运气。回来时见另一个房间里费嬴正和弟弟过家家，费齐给两个小孩每人一百元的压岁钱。
费嬴八岁了，仰着红红的小脸高高兴兴地说了声：“谢谢老叔！”，拿着钱就去上缴她的老师妈妈了。
费权才四岁，虽然早就会说谢谢，但却不会上缴额外收入，接到费齐给的压岁钱装模作样对着光看了看，活像一个袖珍守财奴的样儿，没想到接着就拿那张红色的纸到一边叠飞机去了，又是一副挥金如土的架势。费齐想不出这压岁钱到底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单纯图个吉利的风俗，他倒是更相信这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早期教育。
费齐挺喜欢这两个孩子，但想起麻将桌上一家人看上家、截下家的，仿佛尼罗河上的一船人，而且就算一伙的那三个两口子也往往因意见不一而互相抵毁，一家人围着麻将桌打牌与围着面板包饺子时不论心气儿还是理智都全然不同。
费震苏老两口儿出起牌来是一票否决制的，大概是因为岁数大了，过过苦日子，为“钱”谨慎的原因。而且，一票否决制的决策效率低下，所以出牌总是最慢的，经常遭到费齐哥仨的强烈抗议。
老大费名一家出牌是民主集中制的，也许和这两口子的教养和职业有关吧，费名就算有主意也往往问一下妻子，所以这一伙的气氛最好。但民主集中制不但效率不太高，而且效益也并不好，他们也同样搞不清楚民主集中制到底谁负责。教授时常怪妻子没有好主意，妻子又怪教授没主见，没魄力，个别时候还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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