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城管队伍，最后baidu一下发现，外国也是有城管一说的，“欧洲及美国是由警察直接管理。其它国家都有类似于中国城管的城市管理机构，只是叫法名称不一。如有的就叫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有的叫城市市容管理等等”，可是在中国，城管被人如此诟病，为什么呢？
吾略举几点，浅析一下:
1.权责不明。对城管工作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城管归市容管理办公室管辖，而市容管理办公室是城市管理局（以前叫市政公用管理局）的一个直属单位（事业单位编制）这样的一个二级单位。一个职责的界定并不简单地是一些文字的堆砌，它必须是在明晰各种复杂关系基础之上而制定的，它必须有自己所负责工作的决定权，包括奖惩，而现状是城管并没有赋予实际工作中相应的权力，处于模棱两可状态之下，发生一些腌臜之事，甚至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似乎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2.需求矛盾。城管属于国家的公务员，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与环境的；而摊贩的需求则是为了生存，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普通大众是作为第三方而存在的：他有时可能需要有序的社会秩序与优美整洁的环境，可有时，他对于小吃、路边摊、水果等也是有需求的。在此情况下，产生矛盾简直是必然的，各主体的需求不能达到一致，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而其根源则在于人们的生存业已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奢侈品，必需幻化成为奢侈：城管为了生存不得不“驱赶”摊贩，摊贩因了一家的生计又不得不与城管展开“游击战”，貌似我们这些局外人最自由，该吃的时候吃，该看大街上的好戏的时候看，好像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一样。其实不然，且不说以上所述给我们心灵上带来的难以磨灭的影响，单单从另一角度来看，城管的工作是为了保持清洁环境与我们的健康，摊贩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水果、煎饼等等。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是受益者，这就犹如，父母都是爱我们的，但是他们爱的方式有所差异，于是产生了分歧与争执，甚至大打出手，难道说我们就在一旁无耻地看着他们二老互掐吗？显然不是的。我以为，摊贩与城管“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局外人，我们当从中取舍，最后决定谁退出历史舞台，谁站在现实的舞台上起舞。我们必须舍弃一些什么，不能什么都想要，那样，只会加重我们的罪孽，伤害那些为我们所付出的人。
3.执法方式。不能不说城管在工作时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合理的执法方式，出现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城管职责或相关文件并没有给出约束性的条款，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公务员的通病，傲慢地根本没有一丁点“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另外，一贯的不良作风可能也是导致其形成现在这种情况的隐性原因。城管职责中并未言明城管如何履行职责，于是城管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并没有思考，而简单地采用了野蛮的甚至于血腥的手段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显然也受到“结果至上主义”的影响，为达目的，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完全背离了规则或者法律的根本作用。任何一条规则或是一部法律都不是为了惩戒，而是震慑，而且这种震慑是有其作用对象与适用场合的，像雷锋所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人们往往记住那些具有杀伤力的话语，对于那些需要用心感受，用心体味的东西思考的极少，相应的内容记住的也极少。我们忘了雷锋说的另外一部分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要知道每一份工作都是有其意义的，工作从没有一个贵贱之分；要知道摊贩跟城管一样，也是为了工作而艰辛努力着。平等的人，怎么会这样的结果呢：一个推着生计的工具，撒丫子疾奔，一个穿着如警察一样的衣服，在后面奋力地追赶？原因只有一个：有些人过高地抬高了自己而贬低了别人，人为地设定了一些区分的标准。
4.生计与文明。生计与文明，孰轻孰重？文明是不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上的奢侈物？生计未解决的情形之下，是否文明就该退居二线？二者有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吗？我在想的是：但凡摊贩有其它赚钱的门路，他们能有几人再坚持摆摊呢？或许物质充沛到一定程度，摆摊都将成为一种怀旧的情结被人记住。从某种角度来说，小吃摊影射了所在城市的文化，很多人去旅游，去游玩，总执著于寻找某一地的小吃摊。可见，人们对于小吃是有其强烈需求的，政府的作用并不是禁止而是疏通与引导。人们记住一个城市，或者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他（她）想着的人，或者有他（她）欲罢不能的美味。人总会离开某个城市，难道也让人们仅有的一点留恋也化为记忆吗？一个城市的文明是不是只是通过对环境、秩序等可见的硬性要求来评测？整洁的环境、宽敞的大道就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全部吗？容不得低层之人，哪怕他们用辛勤的双手为生计奔波？一个城市文明地只剩下了整洁与宽敞，没有人存在的城市还能称其为城市吗？那不俨然是鄂尔多斯的康巴什了吗？鬼城的干活！徒有其表的文明，不管用何种装饰品进行装点都是毫无意义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事情在现实的世界又不是一例两例，又不是能够数得清的。
5.城市化进程。国家在大力加快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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