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布道在恶劣的天气下，尤其会显示出它的不便，于是不久就有人提议，专门为他进行布道建造一所房子，并指定专人负责募款项目。很快，人们就募集到了足够的金钱去租赁地皮和建造教堂。这个教堂建成后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人们建造教堂的热情空前高涨，工程的进度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建成后，房产和地皮交由托管委员会保管，并明文指出，这所教堂是给来到费城的任何教派的所有牧师使用的，这是他们临时落脚的场所，并且可以在这里向人们传道。修建它并不是为某一个教派提供方便，而是为了所有的居民。即使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也可以在此登台布道，宣传伊斯兰教教义。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费城后，在各个殖民地沿途布道，后来辗转到了佐治亚州。那时，佐治亚州的殖民运动刚刚开始，但去往那里的人并不是勤劳坚韧和喜欢劳作的为了在此开荒拓地的农民，而是一些拖家带口的破产商人和其他破产债务人，他们懒惰成性，甚至有些人刚从监狱中被释放不久。这样的人突然来到这片森林定居，既干不了开荒种地的工作，又不堪忍受新移民点的艰苦，结果死了不少人，留下许多孤苦伶仃、无人抚养的孩子。这种惨境触动了怀特菲尔德的恻隐之心，他决定在那里修建一座孤儿院，以抚养和教育这群孤儿。在返回北方的路上，他沿途宣传这项慈善事业，募集到了大量的捐款。他的辩才能打动听众的心灵，这让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并不反对他的计划，但我想的是，佐治亚缺乏材料和工人，要是全部运过去耗费又太大了，不如把孤儿院修在费城，然后把孩子们接到这里来抚养，岂不更好！我将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但他却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原来的方案，因此，我拒绝了捐款。不久，我碰巧参加了他的一个布道会，料想他在演讲结束时会搞募捐活动，于是暗下决心不掏一文钱，尽管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币以及五个西班牙金币。然而，在听他演讲的过程中，我就心软了，捐出了所有的铜币；当他慷慨陈词后，我甚至觉得羞愧难当，又捐出了银币；没想到他的结束词演讲得如此精彩，我又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包括金币和所有的零钱，最后它们都被放进了募捐盘子中。我们“君托社”的一个成员也来听他布道，本来他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的问题上跟我意见一致。他也想到可能会有公开募捐这一环节，于是在离开家之前，就把两个口袋都清空了。不过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强烈的捐款yù_wàng被调动了起来，甚至向旁边的邻居借钱捐款。不巧的是，这位邻居似乎是众多听众中唯一没被传教士打动的人，他是这么回答的：“霍普金森朋友，如果在平时，你想借多少钱都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你看起来失去理智了。”
这其实是因为怀特菲尔德的敌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募捐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但我了解他的为人（他曾让我帮他印过布道文和日记等），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诚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无可挑剔。我跟他在宗教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的证明应该是有分量的。他确实劝我加入他的教派，但我没同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世俗友谊，彼此真诚以待，并且这份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为止。
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便给我来信说很快就到费城了，但不知道自己该住在哪儿，因为他的老朋友兼房东尼泽特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这样回答他：“你知道我家的地址，如果你不嫌弃，我十分欢迎你到我这里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分上留我住宿的话，那么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我回答说：
“你不要搞错，我是看在你的分上而不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才让你留宿的。”我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开玩笑说：“圣徒们有个习惯，当他们接受恩惠时，不会把这份人情记在自己头上，而是送到天上的父那里。”而我呢，早已经把这份人情记在了地上。
我最后一次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当时，他就孤儿院的问题向我征询了意见，他想把孤儿院改办为一所学校。
怀特菲尔德的声音洪亮清晰，字字句句都清楚准确，即使站得很远的人也能听得清楚明白。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他的听众人数众多，但都能保持安静。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布道，法院坐落在市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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