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之后，我才继续我的远航，但此时邮船已经带着我的行李先行一步，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而补偿这一损失的，只有劳登勋爵对我不尽的感激，但这次和解全都归功于他自己了。
勋爵先我一步到达纽约，邮船的开船时间也由他控制。当时码头上停泊着两艘邮船，他说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问了他准确时间，以便及时赶到。他对我说：“我已经公布邮船将于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说只要周一早晨赶到，就能赶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于在摆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烦，我星期一中午才赶到纽约。我看了看天气，风平浪静，唯恐船已经开走了，但经过打听，才知道船将于星期二起航，这才放下心来。许多人大概都以为我马上就能动身去欧洲了，我当时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为我实在不了解劳登勋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极其犹豫不定。就拿这次的事来说，我到纽约时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里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当时停在码头的两艘船，都因为等待将军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时间。他总是说明天就准备起航，结果就这样扣下了两艘船。等我们出发时，第四艘邮船都抵达了。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滞留了很长时间，所以当由我们率先起航。
旅客们也都订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和秋季货品的保单而焦躁不安。不过这些都没用，勋爵大人的信件总也写不好，而且无论谁拜访他时，他都在那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于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东西要写。一天上午，我去拜访他，那时他正坐在客厅见费城来的信使。
信使是来送交丹尼州长托给勋爵的包裹的，还交给我一些费城朋友的来信。我问他什么时候返程，在什么地方会稍作耽搁，因为我准备写几封回信请他捎给朋友。他告诉我，勋爵让他明天上午九点来取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即返回。于是，我在当天就给朋友写好了回信并交给他，可是两星期后，我又在那里碰到了他。
我很惊讶地问：“你回来了？”
“回来？不，我还没走。”
“为什么？”
“我这两个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这里等勋爵的信，但他总是写不好。”
“怎么可能？他是个勤于文案的人，我常常看到他坐在桌旁写着什么。”
“对，但他就像招牌上画的圣乔治一样，总是骑在马背上，但永远也不动一步。”
信使说的话其实是有据可查的。在英国时，我就知道他已经被阿姆赫斯特将军和沃尔夫将军所取代，他被免职的理由之一，就是大臣们从未收到过他的信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在每天盼望起航的日子里，已经有三艘邮船聚集到了港口，准备同舰队会合。好多旅客认为最好在船上待着，以免邮船突然起航，而把自己落下。如果我没记错日子的话，我们在船上一待就是六周，把准备在旅途中吃的食品全都吃光了，因此不得不下船重新购买。终于，船队出发了，勋爵和他的部队都上了船，向路易斯堡进发，想要攻取那个要塞。而所有的邮船都受命跟随勋爵的船只一同前往，以便必要时接受勋爵的调遣。在起航的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又等了五天，然后才和船队分开，向英国开去。另外两艘邮船仍被他扣住，随船队到了哈利法克斯。他在那里稍作停留，指挥士兵进行攻击要塞的演习。然后，他又改变了攻打路易斯堡的主意，带着他的部队和两艘邮船返回到了纽约。就在他离开时，法军和印第安土著人攻取了纽约州的边境乔治要塞，许多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虏屠杀。
后来，我在伦敦见到了波奈尔船长，他是其中一艘邮船的船长。他对我说，当他的船被扣留了一个月时，他对勋爵说他的邮船底部都长满了海藻贝壳，严重影响到了船的航行速度，这对一艘邮船来说十分重要，于是请求勋爵给他时间清洗船底。勋爵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三天即可。勋爵说：“如果你能一天完成，我就答应你的请求，因为你的船后天就要起航了。”结果他的要求从没被允许过，尽管他的船一天接一天地被扣留了三个月。
我在伦敦还遇到了一位乘客，他是波奈尔船长的乘客。他因为勋爵的欺骗，被扣留在船上那么久，又平白无故地被带去了一趟哈利法克斯，这让他非常恼怒。他发誓要起诉勋爵，以赔偿他的损失，后来是否成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他似乎真的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总体来说，当时我可能阅历尚浅，十分纳闷为什么会让这种人物担当重任，指挥大军。多年以后，等我见多了卖官鬻爵的伎俩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拉德多克而掌握军权的谢利将军不被免职的话，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一定会打得漂亮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轻举妄动，耗资巨大，使我们的国家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谢利虽然并非行伍出身，但他很有远见，精明机警，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决断英明，总能迅速而正确地做出谋划并执行。劳登则不让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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