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不熟悉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我倒相信谢利是很愿意被免职的。当我参加纽约市民为劳登勋爵举行的接风宴会时,碰到了谢利,虽然他当时已经被免职,还是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许多军官、市民以及不认识的陌生人,大概由于人太多,便向邻居借了许多把椅子,其中有一把很矮,而坐在上面的正是谢利。我坐在他旁边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说:“没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矮座位最舒适。”
在我逗留纽约的那段时间,我还收到了替布拉德多克采办粮草等物的所有账单,当初有些账单还在请求我帮助提供军需的人手中而没有收回。于是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那里,请求偿清余款。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查,那位军官认真核对了每一张付款凭单后,证明账目和差额无误,劳登勋爵就向我保证会给我一张支票。这件事一拖再拖,尽管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但从来没有拿到过。最后,在我动身离开纽约之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他不会把他的账款和前任的账款混淆,又说道:“到了英国,你把账单呈送财政部,他们会马上偿清你的款项。”
我提出,由于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这项巨大的意外开支使我蒙受损失,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还指出,在我垫付款项时并未得到任何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继续增加我的麻烦和继续拖延。听到这句话,他回答说:
“唉,先生,你不要试图让我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对那种事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谁不会从提供军需中中饱私囊的。”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这样,我并没有从中得到过任何好处,但很显然,他不相信我的话,我知道确实有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发了横财。
至于欠我的那些钱,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偿还,此事我日后还会再提到。
开船之前,船长大大地吹嘘了一番他的船速度有多快,结果不幸的是,航行一开始,就证明它是九十六艘帆船中最慢的一艘,这使船长出了大丑。我们就船速过慢的问题做了很多推测。有一次,当我们靠近另外一艘跟我们一样慢的船时,却被它超越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都到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当时连乘客在内共有四十人,统统站在了船尾,船的速度奇迹般地提了上去,一会儿就把旁边的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证明船长的推测是正确的,船头装的东西太重了。经过检查,发现盛满水的水桶都放在了船头,船长便命人将这些水桶移到了船尾,这时船速果然提升了上去,成为船队中速度最快的船只。
船长说,这艘船曾经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的速度。船上有一位海军乘客肯尼迪上校,他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能行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刻度弄错了,或是计程仪出了问题。于是两人打赌,等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一决胜负。之后,肯尼迪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达标后,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过了几天,我们遇到了很强的风力,邮船的船长路德维说航速达到了十三海里,肯尼迪亲自做了测量,结果他输了。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那件事,是想说明下面的观点。我们的造船技术存在一个缺点,一艘新船造好之后,要想判断它的好坏,得通过试航才能知道,因为尽管是严格按照好船的模型仿造出来的,但这艘新船很有可能在航行时速度很慢。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员们装货、装帆和航驶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长的指挥下,行驶起来快慢不同,并且从来没有一艘船从制造、装备到航驶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造帆,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就难以判断这艘船的优劣了。
即使是简单的航海驾驶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的船员会下达不同的命令,即使风向、风速是相同的。这个船员可能会比另外一个船员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并无确定的规则可循。但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确定航速最适合的船体做样本;第二,确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适的位置;第三,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以及随着风向不同而扯动风帆的方式;第四,确定装货的位置。
如今是个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预祝他们成功。
航行途中,我们几次受到敌舰的追击,但没有一艘敌舰追得上我们,三十天之内,我们就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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