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车手每人卸下一匹马，骑上后匆匆逃走，这引发了其他人的效仿，于是车辆、粮草、大炮和其他军需全都留给了敌人。将军在慌乱中受了伤，他的副官好不容易将其救出，却在他身边被击毙。八十六名军官中，负伤阵亡者多达六十三人；一千一百名士兵中，七百一十四人被射杀。这一千一百名士兵是整个军队的主力军，其余负责押送大部分军需、粮草和行李的士兵则跟随在大军之后，归邓巴上校统率。
四下逃散的士兵一直逃到了邓巴上校的军队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追击，却把恐惧的气氛传递给了这支队伍。邓巴有一千多名士兵，而击败布拉德多克的印第安人和法军的人数总共还不到四百人，但他却不想挥师前进，挽回败局，反而命令士兵就地毁掉所有军需和炸药以减轻负重，然后骑着马匹逃回驻地。返回驻地后，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州长请求他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以确保州内军民的安全，但他却只顾撤退，一直穿越全州，抵达费城后才觉得安全了，因为费城的居民可以保护他。这件事让我们美洲人第一次对神勇无比的皇家军队产生了怀疑。
英国军队在初次登陆开始的第一次行军中，打家劫舍，无所不为，搞得贫苦家庭彻底破产。假如有居民对此抱怨，立刻就会遭到侮辱和谩骂，甚至被拘禁和虐待。再加上临阵脱逃，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讨厌这些所谓的皇家保卫者了，前提是我们真的需要他们保护。相比之下，一七八一年，我们法国朋友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太高尚了。那时，法国军队在穿过罗德岛到弗吉尼亚的人口密集地带时，行军将近七百英里，从未听说过有哪户人家丢失一头猪或一只鸡，哪怕是一个苹果的，更别说有什么抱怨了。
身负重伤的布拉德多克将军连同他的一个副官奥姆上尉被一同救了下来。之后，奥姆上尉一直同将军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去世。奥姆上尉告诉我，将军在受伤后的第一天一言未发，直到晚上才说了一句话：“谁能想到竟是如此结局。”接下来的几天，他又一言不发，直到临终前说道：“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他便咽了气。
凡是秘书所保管的文件，包括将军所有的指令和信札都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从中选择了一部分，将其翻译成法语，公开发表，用来证明英国在宣战之前就早有敌意。在那些信札中，我看到将军在给政府的信中对我为军队效力的事大加赞扬，并恳请政府予以重视。几年后，当上英国驻法公使赫特福德爵士秘书的戴维·休谟，后来又成为国务大臣康威将军的秘书，他告诉我，他曾在政府的档案中看到过布拉德多克大力推荐我的信件。不过，随着这次远征的失败，我鞍前马后的效力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这些推荐信也从未发挥过它们的作用。
至于将军本人，我只提了一个要求作为酬谢，就是请他下令让他的军官不再征召我们的仆役，已经征召的请求予以释放，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果然，几名仆役因我的请求顺利地回到了他们主人那里。不过当邓巴成为总指挥时，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他撤逃到费城后，我曾请求他释放兰开斯特郡的三个贫苦仆役，并表示这是已故将军生前下达的命令。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允诺，即过几天他会进军到纽约，途中会经过特灵顿，如果那几个仆役的主人愿意到特灵顿见他，他就兑现诺言，放了他们。结果，那几个主人花了钱，一路颠沛抵达了特灵顿，但他却拒绝兑现诺言。几个主人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又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中。
当战败的消息传开，车辆和马匹的主人得知他们的车马丢失后，都跑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予以赔偿，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告诉他们，应该向军需官索要他们的赔偿，但这需要得到谢利将军的命令，我向他们保证已经向这位将军去信申请赔款了，但由于路途遥远，恐怕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日。可是这些说法根本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人终于开始起诉我。最后，多亏谢利将军将我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他及时派来几个委员，对人们的各种要求进行了一番调查，然后给予合理赔偿，最后付款总数竟高达两万镑。如果这些统统要我来支付的话，我就得破产了。
在这次惨败之前，有两位姓邦德的医生来向我募捐，说是要为庆功晚会筹募金钱，一旦攻占杜奎斯堡的消息传来，他们就开始庆祝，并燃放焰火。我板着脸说，等到我们真的胜利需要庆祝时，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听了大吃一惊，其中一个问道：
“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军队无法攻下敌人的据点？”我说：“我并不是说肯定攻不下，但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战争中总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我仔细阐明了怀疑的理由，于是募捐的事暂时作罢，这两位募捐者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尴尬。只是在后来的一些场合中，邦德医生多次向人抱怨自己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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