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德国人从国内调来了一艘有三根烟囱的巡洋舰，土著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烟囱的军舰，纷纷前来观看，还起了个响亮的绰号——背着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几天后，“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土著人的英雄了，因为英国人开来了一艘船，上面有四根烟囱。
德国总督大感困惑，难道英国人竟调来了一艘战列舰？答案很快就揭晓了，这艘四个烟囱的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一艘拉煤炭的商船，因为锅炉老旧得厉害，所以要多加一根烟囱排烟。德国人无论如何也变不出一艘五根烟囱的船，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些土著人怎么会以这样奇怪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这正是原始思维的典型思考方式，只对鲜明的形象进行判断，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
假如我们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会发现它存在的真正基础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群体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富有逻辑的劝告，群体都不为所动。
那些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就能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中仍然会在狩猎活动与战争之前，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狂热的集体舞蹈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巫师就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意识状态，人们便相信他们激活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游走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赋予部落民众以额外的能力。
在古罗马时代，角斗士一出现在圆形剧场中央，每个观众都会瞪大眼睛看着，力图看清楚他们是何许人也。观众们不但有着高涨的热情，参与的声浪也很高，倘若有角斗士仓促上阵，就会遭到观众的起哄，甚至有情绪激动者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跺脚，一面手舞足蹈，威胁角斗士。观众之间也发生矛盾，有时因为对某个角斗士的评价出现差异而大打出手。实力较弱的角斗士不敌对手的时候，观众席上会立即响起嬉笑声，包括女性在内。
如果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就会变成行动。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也层出不穷。
在某个大众剧院中，剧院仅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就不得不保护那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以免他被那些义愤填膺的观众粗暴地攻击，尽管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想象的产物。这也再次印证了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虚构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他们对这两者不加区分。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功夫。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的。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之上的产物。
所有时代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群众想象力作对而进行统治。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国会中演讲时这样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终其一生，拿破仑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拿破仑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勋业，尽管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乡，但民众仍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与英雄，有数不清的民众情愿为其赴汤蹈火。
究竟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这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采用论证的方式。恺撒被布鲁图等人刺杀于元老院后，安东尼为了让民众把矛头指向谋杀恺撒的凶手，他用手指着连中23刀的恺撒尸体慷慨陈词，一脸悲愤之情。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民众都为安东尼的情绪所感染，自发地集合起来高呼恺撒的名字，并要求惩治这两个人民公敌。布鲁图与同谋喀西约很快便众叛亲离，安东尼又在葬礼上用标枪挑起了恺撒的血衣，当众宣布了恺撒的遗嘱。群众因此而心碎狂乱，举着火把追杀凶手们。布鲁图和喀西约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建立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
第二，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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