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染性覆盖了生物界，人也不例外。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都会迅速传染，这正是恐慌会在一瞬间爆发的原因。
一句古老的诗句预言魔鬼将在1630年毒死所有米兰人。这年4月的一个清晨，在米兰城中心，所有门上都画着奇怪的画或是污点，像用烂疮流出的脓血涂上的一样。全城人为此奔走相告，警钟迅速敲响。大家齐心合力寻找元凶，然而却一无所获。
就在这个时候，瘟疫开始爆发，它是如此令人害怕，以至于人们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与恐慌。人们怀疑井水不能喝，担心田里的庄稼和树上的果子也被魔鬼涂了毒，觉得墙壁、门把手、马车也很不可靠。
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常在圣安东尼奥教堂祈祷，一次他刚刚想用衣角擦坐凳，马上有人说他在涂毒。教堂里的一群女人立刻疯了般地揪着老人的头发，把他拖向市政府，如果不是他在半路上就断了气，肯定会被严刑拷打，被迫供出一个莫须有的同伙来。
还有一位叫毛拉的药剂师被控告勾结魔鬼，人们包围了他的房子，发现了许多化学药品。药剂师声称这些药品是用来染发的，但是别的医生却宣布它们是毒药。毛拉受到酷刑拷打，很长时间都辩解自己是清白的，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他承认自己串通魔鬼，承认用毒药抹门，在泉水中投毒。
传染易发生于人群聚集的地方，但大家聚集在一起并非被传染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某些特殊事件，能让所有人的头脑产生同样独特的感情倾向，并迅速表现出该群体特有的性格来，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即使距离遥远，人们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1848年，巴黎爆发革命运动，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传遍了大半个欧洲，让许多皇室与政府变得岌岌可危。
很多人试图把影响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人及其社会》中已经说明过传染的影响，因此，我引用一段于1881年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
人和动物一样，有模仿的本能。这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比创造容易。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得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或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
每个时期都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与主流社会作对，他们那标新立异的做法很能吸引目光，群体总是无意识地模仿他们，这是建立榜样的一种方式。但无论这些人多么有个性，都不能逾越传统，至少不能大张旗鼓地反对主流社会价值观。如果他们这么做，显然增加了模仿成本，使模仿变得困难起来，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建立了。
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群体产生影响，两者界限分明。因此，欧洲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但它们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却微不足道，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理解尚不可能，何来接纳？无接纳，又如何被传染影响？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人十分相似，包括那些貌似不受这些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等，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有着一种相似的特征，我们能轻易地从这些特征辨认出他们所在的时代。甚至没有必要和某个人长时间交谈，我们就能全面了解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消遣的习惯、生活的环境如何等。
传染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迫使其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以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为例，它在1845年上演时很受蔑视，观众寥寥无几。但过了几年，《唐豪塞》却大出风头，那些之前尖刻批评它的人，此时对它大加赞赏。传染的威力如此大，谁掌握了传染的技巧，谁就主导了舆论，成为控制群体无意识的主人。
意见和信念的普及，最受传染的影响，群体绝不会接受推理或论证。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每个时代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如出一辙。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南就曾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
与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向社会上层扩散。今天的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该信条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的牺牲者所接受，向社会高层蔓延。传染的威力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多么荒谬。
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数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该观念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没有什么影响。当个别领袖和鼓动家被这些观念征服以后取为己用，进行歪曲改装，组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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