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个像堡垒似的波兰教堂，很难靠近。那天我们就朝着那儿冲过去。当时，我们用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
“拉脱维亚人担任我们的右翼。我们跑到公路上，看到在花园的墙边挂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
“我们心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于是我们十来个人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这时那个拉脱维亚连长，端着毛瑟枪走在最前头。
“我们冲进了房门，才发现是我们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按在地上胡来呢。
“连长气得火冒三丈，他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把那三个人抓起来，拖到了院子里。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我已经看出来，他要打死这三个不学好的兵。
“我想，这回算完了，他们仨肯定没命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他脸上的表情痛苦极了，在那挣扎着，还破口大骂：‘为他妈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另外那两个在苦苦求饶。
“我不由得可怜起他们来了，便跑到连长跟前说情：‘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吧，别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城里的战斗还没结束，咱们却跟弟兄们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满脸杀气，让人望而生畏。我立刻就后悔了。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经历了七年的战争，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可那回，我真是知道了。
“我能看出来，他会一气之下把我也干掉的。他用结结巴巴的俄语朝我喊：‘旗是用血染的，这些东西，让全军丢脸！对强盗，就得用枪。’“我没忍心在场，跑向街道。我听到了身后的枪声。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瞧，这死的，真像狗。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向我军投降的。以前他们在马赫诺匪帮里干过，本来就是些坏种！”
他把饭盒放到脚前，解开装面包的背包，接着又说：“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表面上看不出来。一只老鼠坏一锅汤呀！这件事儿让我心里很难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完了，便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入睡时，已是深夜了。
希连塔呼噜打得山响。
普兹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睡着了。
只有指导员考勒迈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时把马拴在了树上，用手将刚刚喝完茶的考勒迈尔招呼到他身边，然后对他说：“指导员，我能不能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他们肯定要打大仗。我看他们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决不会是练习骑马。看看咱们倒好，像要一辈子呆在这了。”
考勒迈尔惊诧不已地看着他反问：“什么？转到一军去？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是电影院？不像话！要是个个都像你这样，那不就乱了？”
“在哪儿打仗不都一样吗？”保尔自有道理地说着，“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考勒迈尔却果断地答道：“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什么了？保尔，你哪儿都好，就是带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你想怎么着就非得怎么着。党和团都有铁一样的纪律，军队也一样。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得服从需要，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没答应你吗？那就得啦！别再啰嗦了。”
因为过于激动，他咳嗽起来了。
他面色蜡黄，身体消瘦。印刷厂的铅粉早已彻底地侵害了他的肺叶。他的双颊总是带着不大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好一阵才算止住了。
保尔又低沉而坚定地对他说：“你说得没错，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打定主意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边果然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子里。
许多骑兵聚集在学校近旁的一个土坡上，他们围成了一个大圆圈。
布琼尼骑兵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把小帽推到了后脑勺，坐在了炮车的尾巴上，正拉着手风琴。
另一个身穿红色肥裤的骑兵正绕着圈子在跳狂热的果帕克舞。
手风琴拉得不好，嘎哑的声音一点也不合拍，跳舞者的脚步也就跟着乱了。
村里的男女青年都跑来看热闹——刚开进村子的骑兵旅，竟然有这么大胆的舞蹈家。
“托普塔洛，使劲跳吧！把地踏平！加油儿！加油！喂，老兄，拉手风琴的，也加把劲吧！”
但是显而易见，叫那双拉手风琴的手去扳弯一只马蹄是不难的，但叫它们灵活地按准琴键那就不容易了。
这时，一个黑脸膛的骑兵惋惜地说：“唉，真可惜呀，阿法纳西被马赫诺匪帮截杀了，他能拉一手好琴，还是骑兵连的排头。真可惜他死了。一个好兵啊，一个好琴手啊……”
保尔也站在这人群中。
他听了这句话，就不由自主地挤到了机枪车的前面，把手放到了手风琴的风箱上。
手风琴没声儿了。
“你想干什么？”
拉手风琴的青年瞟了他一眼。
跳舞的人也一下子就停住了步子。
四周的人不满意地嚷嚷：“你来干什么？怎么捣乱呢？”
只见保尔伸手握住了手风琴的皮带，他镇静地说：“拿来，让我试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骑兵半信半疑地打量着保尔，犹豫不决地从肩上把皮带解下来。
保尔熟练地把琴放在膝盖上。
手风琴像扇子一样打开了它那波浪式的风箱，一伸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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