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了”
此回一开始，有一连串的“了”字句写得极好：“话说陈敬济，自从西门大姐死了，被吴月娘告了一状，打了一场官司出来，唱的冯金宝又归院中去了，刚刮剌出个命儿来，房儿也卖了，本钱儿也没了，头面也使了，家伙也没了，又说陈定在外边打发人，克落了钱，把陈定也撵去了。”几乎一句一“了”，凡九个“了”字写出有钱人家不肖子弟的败落之状，历历如见，凄凉之中，又有黑色幽默。每读至此，便想起《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中袭人所说的：“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痛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也是一共九个“了”字，与《金瓶梅》此处的九“了”针锋相对，一字不差。呜呼，红楼主人也是读《金瓶梅》至微至细至用心者，也有如金瓶作者一模一样的锦心绣口之才情，只因为《红楼梦》自始至终写得“温柔敦厚”，从来都在人生最凄惨最丑恶的情景上遮一层轻纱，所以能够迎合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小儿女的浪漫伤感口味，而《金瓶梅》却锐利清晰，于大千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见，更把人生之鲜血淋漓、丑陋可怕之处一一揭示给人看，难怪多数人皆掩面而去。读《金瓶梅》，必须大智大勇，才能尽得此书之好处，又不至于走火入魔，否则便会如力量不够者欲使大兵器，反而伤了自己。然而正无怪《金瓶梅》不能如《红楼梦》一般取悦众生。
看陈敬济的下场，作者只消寥寥几笔，便把富家公子哥儿穷途末路、走下坡路之快、沉沦之凄惨写尽：
不消几时，把大房卖了，找了七十两银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内居住。落后，两个丫头，卖了一个重喜儿，只留着元宵儿和他同铺歇。又过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腾了，却去赁房居住。陈安也走了，家中没营运，元宵儿也死了，只是单身独自。家伙桌椅都变卖了，只落得一贫如洗。未几，房钱不给，钻入冷铺内存身。花子见他是个富家勤儿，生的清俊，叫他在热炕上睡，与他烧饼儿吃。有当夜的过来，叫他顶火夫，打梆子摇铃。那时正值腊月，残冬时分，天降大雪，吊起风来，十分严寒。这陈敬济打了回梆子，打发当夜的兵牌过去，不免又提铃串了几条街巷。又是风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冻得耸肩缩背，战战兢兢。
这部书写到此处，实在是彻骨的寒冷。难怪看官们要弃《金瓶梅》而就《红楼梦》：《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写贾府败落，总是不肯写其一败涂地，总是要留下“兰桂齐芳”的一线希望，就是宝玉出家，虽然在大雪之中光头赤足，也还是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何等浪漫富贵，哪里像陈敬济，冻得乞乞缩缩，还吃巡逻的当土贼拶打一顿，“落了一屁股疮”乎。
二杜子春的寓言
敬济在此回，两次得到一个善心的老人王杏庵帮助，但每次都把王老人给他的钱财挥霍得精光。第三次来见老人，老人送他去临清的晏公庙做了道士。这段情节，似从杜子春故事脱胎而来。杜子春故事载于《太平广记》卷十六，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后来资财荡尽，冬天衣破腹空，步行于长安市中，两次受到一位无名老人的周济——不过老人出手阔气，第一次给了他三百万钱，被子春挥霍干净；第二次给了他一千万，“不一二年，贫过旧日”；又遇到老人，“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而老人拉住他，这次送给他三千万，并约他明年在华山云台峰老君祠双桧树下相见。杜子春这一回彻底改过，治理家业，第二年前往赴约，老人原是道士，要借子春之力炼丹，子春经历了重重考验，终因七情里面“爱”欲难除而失败。
对比敬济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对杜子春故事的借用与颠覆：敬济也是在寒冬腊月“冻得乞乞缩缩”之际遇到老人；老人“身穿水合道服”；老人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而号“杏庵”，与杜子春故事中两棵桧树相应；又荐敬济做了道士。不过，杜子春是无意遇到道士，挥霍掉老人的赠金之后，颇有羞耻之心，见到老人掩面而走，不像陈敬济这样，自己主动走来磕头，花光了老人的钱，居然还厚着面皮一次次来。王老人虽然“在梵宫呼经，琳宫讲道”，又自号“杏庵居士”，毕竟是凡人，出手当然不像杜子春故事里的道士那样阔绰——虽然对陈敬济没有任何利用的企图，比道士要单纯和真实得多。老人第一次送敬济一件青布道袍，一顶毡帽，一双鞋袜，一两银子和五百铜钱；第二次是一条裤子，一领布衫，一双裹脚，一吊铜钱，一斗米——比第一次少了很多，而且给米不给银子，大概是怕陈敬济再花掉；第三次，明明看到陈敬济，却不主动叫他，还是陈敬济自己“到跟前，扒在地下磕头”，与杜子春故事里的道士正好相反。
敬济在王老人的介绍下，到临清晏公庙做了道士——没有什么升仙的机会，只是十分平凡地做收香火费之类的“道士业务”而已，与杜子春的经历相比，毫无浪漫可言。然而敬济不但不能根除爱欲，七情六欲全都没有丢掉。成为老道的大徒弟金宗明的娈童之后，便好似当初金莲之要挟西门庆、要挟玉箫一样，和道士约法三章，第一件居然是“不许你再和那两个徒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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