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到病床边,掖好被抖乱的被子,看着孤立无助的表姐,血直往脑门上冲:“你不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就去把那个王八蛋给宰了!”
刘玉芬一把拽住我的袖子:“求你了,别去!你打不过他。”
刘玉芬终于承认自己从新婚蜜月起一直是在周克武的家庭暴力中度过的。周克武每天中午、晚上要喝两顿酒,三杯酒下肚,不打老婆就全身难受,就不能往下喝,打老婆是他下酒的另一道菜。
周克武打老婆不需要理由,抬手就是一巴掌,常用语是:“你他妈的乡巴佬,晚上在床上好好把老子伺候舒服了,听到没有?”刘玉芬一开始不接话,周克武抓起桌上的盘子就往刘玉芬的头上倒扣下去:“你他妈的听到没有,老子是看得起你,才叫你这个乡下丫头来伺候老子的。”刘玉芬抱着被砸出血的头蹲了下去,点点头。周克武又飞起一脚踹过去:“你他妈哑巴了,说话,听到没有?”刘玉芬被踹倒在地,她声音低低地说:“听到了。”周克武走过来揪着刘玉芬的头发,像拎一捆稻草一样地将她拎站起来:“声音大点,听到没有?”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然后她接着去锅台上给他炒菜。
刘玉芬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刘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没把握好,炒出了些许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进嘴里,没嚼几口,就将满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刘玉芬的脸上:“你这个乡下活猪,眼睛瞎了,连个花生米都炒不好。”刘玉芬抹着脸上的花生残渣,壮着胆子头一次回了句嘴:“你们煤球质量不好,土没掺匀,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其实刘玉芬刚说完就后悔了,她望着手里抓着酒瓶的周克武,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胀起来的脑袋,目光在斑驳的墙壁上扫射了几个来回,最终停留在砖地上,挂在墙上的擀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静地对刘玉芬说:“把擀面杖捡起来!”刘玉芬小心地捡起擀面杖像捡起一颗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静地伸出手说:“捡起来就送过来呀!”刘玉芬瑟瑟发抖地将擀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过擀面杖,抡起来猛地劈向刘玉芬的腿:“我叫你顶嘴!”刘玉芬一声惨叫,跌坐在蚂蚁乱爬的砖地上。擀面杖断了,刘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觉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刘玉芬,而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乡下人。听了刘玉芬的哭诉,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会跟这种人动刀子,但我必须要严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对表姐动粗,就对他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门口时,也没想清楚。周克武见我来了,满脸堆笑,连忙递烟:“兄弟你来得真不凑巧,刘玉芬住院了,我马上要过去给她买饭,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过来,我俩一人一瓶对吹,怎么样?”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视着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讨好地给我点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骗你,平时很少失手。”
我将点着的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脚旋转着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个眼色,三个表弟就会失手把你捆起来扔到高邮湖里喂鱼。”
周克武抹着脸上的虚汗,点头哈腰地说:“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乱来了。”
表姐刘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给了她八毛钱做路费,刘玉芬尝试着说:“我爸爸风湿病犯了,我想买些糕点带回去!”周克武不耐烦地摆摆手:“来回车费三毛,剩下的五毛钱买些烧饼、油条,每人都有份。我养着你这个吃闲饭的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能养你全家。”刘玉芬不敢多说,她躲进房里抹了一把眼泪,跑到我单位来找我借钱,我问借多少,她说借一块钱。
刘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钱买了十只烧饼、油条,还有一块钱的桃酥,桃酥八分钱一块,共十二块,油纸一包,体面而阔绰,舅舅手里攥着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儿城里的幸福生活,刚吃了一口桃酥,腿脚顿时轻松,举步行云流水。舅妈和表弟们吃着城里的烧饼油条,都说太香了,表弟们说姐姐下次回来一定要多带一些。刘玉芬轻松爽快地答应着:“好的,下次给你们一人带十块。”
吃晚饭的时候,舅舅看到刘玉芬不经意间停下手中的筷子发愣,他心里有些发毛:“玉芬,你怎么了?”刘玉芬突然一惊,回过神来:“爸,我没怎么呀!”在那个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觉到了某些看不见的疼痛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发作。表姐刘玉芬一句没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对她的宠爱有加,没提意味着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县城找到我,叫我给他帮帮忙,我说我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能帮上什么忙,他说县里要卖一批城镇户口给乡下人,交八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给你表姐买一个城里户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虽说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说要把刘玉芬当着大小姐供着,但舅舅心里还是没底,他觉得刘玉芬没有城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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