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月工资四十二，每个月咬着牙存十五块，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块钱，要到下个月才能凑齐五百。舅舅说：“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结婚，立即还你！你怎么还没谈到对象？”我把四百块钱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钱就匆匆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这次来县城没去刘玉芬家，不要跟刘玉芬说这事，我说，好。我问舅舅八千块钱有没有凑够，他说没有，眼下种责任田只能保证饿不死人，苛捐杂税太多，舅舅一家五个劳力，种了五年，积蓄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块钱，相当于每月五块钱，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曾在城里生活过的痕迹，他黝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双手注解着什么叫农民。舅舅说：“万般皆下品，农人品下品。玉芬买户口的钱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不够，至少还要借两三千块的高利贷，二分息。”
夏天的时候，舅舅背着八千块钱来县公安局买户口，公安局对舅舅说，这一期五十个名额已经卖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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