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yù_wàng，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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