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属于公民法负责的事，不应用教规解决
在罗马，公民法认为在神圣的场合偷窃他人财物，只是偷窃罪，可宗教法却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罪，宗教法关注的是地点，公民法关注的是行为。可是，有什么理由，将偷窃和亵渎神灵的性质及其定义抛到一边，只看地点呢？
比如不忠，现在可以作为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过去也可以作为妻子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罗马的法律这种行为并不合法，可是教会法庭在受理这一问题时，除了教规，什么都给不了。如果只看宗教法，只看和另一世界的联系，那么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一样损害了婚姻，二者并无区别。可是，在妻子提出离婚和丈夫提出离婚这件事上，纵观世界所有国家，你会发现几乎每种政治法和公民法都基于某种原因有所偏向，相比于男性，它们要求女性更保守、更能克制yù_wàng。对女人来说，失去贞洁代表着失去了所有的美德；女性天然具有附属地位，违反婚姻法规，表示放弃这一地位；背弃婚姻的女性会被大自然烙下鲜明的印记；另外，丈夫拥有妻子私生子的监管权和抚养权，至于丈夫的私生子，妻子既没有监管权，也没有抚养权。
第九节应该遵循公民法原则处理的事宜，通常不能遵循宗教法的原则解决
宗教法的优势是神圣高洁，公民法的优势是适用范围广。
宗教法以纯善为根本，它的目标不是让推行这一法律的社会好，而是让遵行此种法律的人好。公民法正好相反，它的主要目标不是个人的优良品德，而是所有人整体的优良品德。
因此，宗教的本源思想虽然非常让人尊敬，可是考虑到公民法的另一个原则——社会整体利益——到底不能直接在公民法的原则中使用。
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为了捍卫女性的良好风气，制定了某些规则，这些规则都是政治性的。当罗马变成君主政体，他们基于世俗政府的原则，针对这一问题，又制定了一些公民法。当基督教兴盛起来，婚姻的神圣，和良好的风气相比，与新法律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思考两性结合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从世俗更多地转向了宗教方面。
按照罗马的法律[1319]，当妻子被认定为通奸，丈夫是不能将妻子领回的，否则以同谋论处。查士丁尼却不这么想，按照他的规定[1320]，两年内，丈夫可以去修道院领回妻子。
一开始，当参战的丈夫失去音信，妻子有权提出离婚，所以她可以镇定自若地开始另一段婚姻。按照君士坦丁法[1321]，如果四年之后丈夫还没回来，妻子可以向丈夫军队的长官递交离婚申请书；就算丈夫并未死亡，日后回到家乡，妻子也不会被指控为通奸。不过，按照查士丁尼法，妻子只有一种情况能重新嫁人——丈夫军队的长官以证言的形式发誓丈夫已经战死。查士丁尼认为婚姻的持续性非常重要，但我们得承认他太看重这点了。他在被动证据已经充足的情况下，坚持让人们拿出主动证据；事实上，一个每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想要证明他是不是还活着，难度极高。人们本能地认为这个出生入死的丈夫死在了战场上，可是查士丁尼却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做了错事，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当了逃兵。要求女人守活寡，他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将一个女人推入重重危险之中，他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按照查士丁尼的规定，如果夫妻双方都肯进修道院，他们就可以离婚，这和公民法的原则截然不同。有些人之所以选择离婚，是因为遭遇了婚前未曾料到的阻碍，这很平常；可是，守贞思想已经存在于我们心中，因此上述愿望，也就可以预料了。就婚姻的本性而言，它应该是永恒的，可是这条规定却让婚姻有了更多的变数。为了开启另一段婚姻而结束当前的婚姻是离婚的根本原则，可是，这一规定对该原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就算站在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条规定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向上帝呈上了一份毫无诚意的祭礼。
第十节宁可违背宗教法也要遵守公民法的情况
一个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在迎来了一个禁止一夫多妻的宗教后，如果只从政治角度考虑，那么除非官员和丈夫愿意补偿自己的妾室，即通过某种办法让她们成为公民，否则，法律是不会让一个妻妾成群的男人成为此种宗教的信徒的，不然这些妾室会落入十分凄惨的境地。她们依法而行，却平白无故被排除在社会最大利益之外。
第十一节不要用另一世界法庭所遵循的原则来要求世俗世界的法庭
基督教的宗教法庭，是按照僧人们忏悔法庭的思想打造的，它和一切好的治理相悖。它四处点火，若非众多反抗行为让那些坚持建立宗教法庭的人得到了好处，他们恐怕早就在抗议中屈服了。
所有政府都认为此种法庭不应该存在。它给君主政体提供的只有泄密者和国家的叛徒，给共和政体提供的只有奸险之辈，专制政体是摧毁者，它也不遑多让。
第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宗教法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于两个犯了同样罪行的人，不肯认罪的会被判处死刑，认罪的就不用死。这种弊端的根源是这种观念：不认罪代表不肯悔过，要接受惩罚；认罪代表有悔悟之心，可以获得救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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