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诗人的脸上留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后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国内外记者涌进医院，朋友们也到了。有人走近马蒂尔德问：“送巴勃罗去哪儿？”“回家。”她回答。他们惊愕了，他们都知道那个“家”的惨状，但没有人敢劝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马蒂尔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这房子从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烂砖头、黄泥汤。四门大开，却无法进去。一股激流沿着入口处的楼梯冲出来——原来从房后流过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进屋里——一楼淹没在泥水中。有人建议：是不是送聂鲁达去作家协会？“不，巴勃罗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别处。”马蒂尔德断然拒绝了。这时，所有的邻居都知道诗人“回家”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找出木板、砖块、棍棒……几分钟后，一座“桥”就搭成了。人们抬着棺材爬上屋后的陡坡，从已经没有门的后门进到二楼。终于，去世后的聂鲁达进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轻人紧跟在棺材后面。忽然，他们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个人高声呼唤，众人齐声响应：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对两周前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杀、逮捕发出的最早的抗议呼声。
满地的碎玻璃在人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间“透明屋子”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现在一块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处是一堆堆火灰，里面还杂着烧剩一角的图画、书页。撕成几片的纸扇、珍稀鸟类的彩色羽毛被踩进烂泥。电话已连根扯断扔在泥水里，家具不翼而飞，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马蒂尔德只能坐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几乎麻木的双脚。餐厅像遭了轰炸，吊灯碎在地上，墙上飘着扯烂的画，印着污浊的皮靴印。人们动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马蒂尔德止住了他们：“不要捡，就这么留在那儿吧。巴勃罗会要求保留遭劫现场的。”她把一束红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这时，瑞典大使踩着碎玻璃碴、烂泥，举着大花圈走来，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长长的蓝色和黄色云纹带子上写着：“献给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尔弗。”大使对记者们愤怒地高声喊道：“请拍照，请把这些破坏、抢劫全拍下来，全拍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了很多朋友，他们是勇敢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到这儿来的。他们告诉马蒂尔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个包围着。周围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被警察挡住，不敢往前走。马蒂尔德去邻居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长回答：“夫人，这是为了保护你和聂鲁达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厚颜无耻！正是他们把诗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废墟！在马蒂尔德坚持下，警察向后撤远了一些，这样，周围街道上等候的人们总算可以往前走动，进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们源源不断地列队走进来，流着泪向聂鲁达致哀，和他告别。墨西哥大使、法国大使……在泥水中走进诗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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