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生建树极高，他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不记得我父亲对我讲过‘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钱学森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精神向孩子们诠释了人在遇到困境和逆境时应该如何泰然面对，更告诉他们爱国于心，任何艰难困苦摆在眼前，都无法动摇这颗赤诚的心。
因为功勋卓著，钱学森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写作，并因此获得了一笔一万元的奖金，在那个时代里，这笔奖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很多人艳羡他收入丰厚的时候，钱学森并没有将这笔钱收入囊中，而是用它买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公债，并在到期后连本带利捐赠给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新学生们购买教学用品。这样的事情，在钱学森的一生中经常能见到。
但是，他从来没有拿这样的举措放在孩子们面前说道，很多事情都是孩子们后来从母亲或者他人的口中听说的。钱学森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看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也让他们知道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值得吹嘘”。家训中所提及的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的理念，钱学森做到了，他的孩子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没有一板一眼地讲授，不用专门腾出时间来研读家训，家训已融入灵魂里、流淌在血脉中，转化为真实可行的行动，让孩子们可以从长辈的一举一动中观摩学习，然后依次传承下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他们受益终身，正如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所说：“好家风就像春风春雨，我们不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影响、积累就会慢慢显现，甚至影响一生。我有幸经历了这样的家教、家风，所以我能够对社会做一点事，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觉得家风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告诉钱永刚，说他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他们这些普通的公职人员十分尊重，因为他从未见过钱学森在某一餐随意地穿着背心、拖鞋，或是举止随便，每一次吃饭，钱学森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饭也是秩序井然。炊事员的这番描述让钱永刚感慨万千，父亲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这样的精神不仅仅是治学严谨的体现，也是个人尊重秩序的体现，就像《家训》中所提到的“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父亲尚且如此严谨，孩子们自然不敢放浪形骸，到现在都保持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可见，“秩序”一词便是在这样的日常点滴中传授给了孩子们。
除了谈及个人修养，《钱氏家训》对家庭建设的劝导也细致入微。钱氏家族的成员家庭观念都很强烈，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夫妻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钱氏家族中的名人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现象在钱氏家族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追求者众多，但是，她不慕他人财大气粗，不慕他人面容俊俏，只被钱伟长的爱国热情和双方共同的求学向往所吸引。抗战期间，由于物资条件匮乏，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在他们朝夕相处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里，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管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是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无论是面临“文革”带来的苦痛，还是后来科学技术的春天……他们始终手牵着手，不曾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方。这便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彼此最牢固、最坚不可摧的承诺。
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除了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之外，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将一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显然，钱伟长夫妇用自己爱的方式将携手向前的精神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现代社会，有些生活上走向富裕的人家，在婚礼的形式上过分地强调华贵、丰盈，从嫁妆彩礼到婚宴庆典，都费尽心思，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新人在经历这些繁复的形式之后，婚姻非但没有和睦，反而终日吵吵闹闹，最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所以，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和美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相互尊重和爱护，只有这样才能让爱情开出的花永远美丽动人。
除了钱伟长伉俪，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文坛上的“双子星”之间的故事同样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同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满腹经纶的他被认定为无用武之地，因此被下放到地方去劳改。尽管知道此去前路艰辛，但是，杨绛却依然同行，并且始终陪伴左右。当第一批所谓的“老弱病残”被“赦免”回京时，钱锺书和杨绛并未如愿地位列其中，面对未来的茫然，夫妻二人并没有抱头痛哭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十分平静地走回劳改棚里。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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