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了，长期沉默寡言，以致他说出这段并不冗长的话语，还是有点磕绊。保良也是个敏于，逢此场面，话也跟不上的。他只是用笑意表达了对父亲的感谢，感谢父亲终于对他正眼相看了。
后来，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确实授予了保良荣誉称号并给他记功授奖，不仅发给他一万元奖金，还派人到东富大酒店去，向店方说明保良超假旷工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希望店方收回除名的成命，恢复保良的工作，如果让见义勇为的英雄处境尴尬，则是社会的悲哀和不义。
东富大酒店虽是外资企业，但也有党组织的，也有工会共青团的，这大道理一压下来，思想当然会通。何况保良在酒店的直接领导都反映这小孩不错，形象及工作态度都是一流的，只是外语水平稍低，对他回来工作都没意见。酒店的总经理是个法国人，对见义勇为这种事的支持居然超过了中国同事，不仅同意保良回来上班，而且还表示饭店将专门为他开个欢迎会，授予他一枚金色的勤奋奖章。勤奋奖章是东富大酒店对职工的最高奖赏。
于是，保良就这样衣锦还乡般地回到了“东富”，除欢迎会外，还有勤奋奖章；除奖章外，还有三千元奖金。加上公安局先给的一万，这一万三千元奖金保良转手就花得精光，因为他要开始抚养雷雷。
首先，他就算被东富大酒店重新召回，也不能再住酒店的职工宿舍了，他必须在外面租一间房子，以便安置雷雷的生活。因有“孟母择邻而居”的典故，所以这房子周边的环境，还不能太差。至少不能住在原来他和李臣刘存亮菲菲同居的那种巷子，那里的人口五方杂处，做“鸡”做“鸭”倒卖黄碟假证的比比皆是，对雷雷的成长肯定影响不好。
所以，保良最后选择的那个居住社区，是一个省直机关的宿舍，离东富大酒店很近，离雷雷要上的小学也不算太远。房子虽然旧了，但住户大多为机关干部或他们的亲属，行为言语，都比较正经。房子很小，只有一房加一个过厅，且在顶楼的加层。加层冬冷夏热，旧楼又无电梯，每天进出都要从八楼步行上下，所以每月租金只要六百，确实不贵。但房东坚持一年一租，租费一次交清。所以保良一下就交了七千二百元，两笔奖金一下用掉大半。再加上给雷雷买衣服买被褥买锅碗瓢盆买各种生活用品，那一万三千块钱很快所剩无几，还要给看守所里的姐姐送些衣物被褥，还要凑齐雷雷上学的学费。雷雷马上快到七岁了，等到九月，就可以上学了。保良联系的学校属于普通低收入者的子女小学，但一个学期也要交纳一千五百元整，还不包括书本文具。
上学的日子并非迫在眉睫，钱的问题也就容后再想。保良在他和雷雷的新家安顿下来以后，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贴了雷雷喜欢的画片，地上铺了彩色的塑料地毡，旧家具全都擦得干干净净，摆上新买的茶壶茶杯。保良心里忽然对这里有了一种归属感，那种幸福的滋味让他夜不能寐。
那种感觉真的难以言表，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是家长，是长辈。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得到爱，而是为了付出爱，他有责任让依附于他的那个孩子，得到家庭的温暖和充分的庇护。
他和雷雷此前并无接触，但他不知为什么对雷雷的感情仿佛历久弥深。仅仅因为他是他舅舅吗？好像并不。
保良常想，在他的生活中，他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钱，是事业，是兄弟义气，还是忠贞的爱情？他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究竟得到了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他心向往之，值得他孜孜以求？
也许这个世界上人人都爱钱。但爱钱的痛苦在于，钱并不万能。而且钱这东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也不是你只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所以爱钱的结果，大多是终日的焦灼和最终的失落。
事业呢？事业在保良眼里，好像越来越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过程的快乐。他在东富大酒店的每一分钟，都希望自己得心应手，被上级、同伴及客户所欣赏；他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每个动作，每句语言甚至每个表情，都显示出职业的魅力，那种过程的快乐几乎有点自恋的倾向。因为保良发觉，人生的过程如果快乐，也许就等于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目标。
说到兄弟义气，这是让保良叹息最多的一个字眼。他和父亲一样，十岁结拜，金兰之盟十年之久，如今长大成人，反而彼此疏离，龃龉多于情谊，交易多于忠义。义气在金钱面前瓦解得那么容易，看上去有点不堪一击！
如果说，父亲与权力的兄弟反目是为了国家利益，那么李臣和刘存亮呢，全是因为各自的私利。
至于爱情，保良不想再提。
保良分析过自己，他确认自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是一个追求浪漫的人，是一个对爱专一的人。但他同样确认，他是一个爱情失败的人。无论因为自己本身的弱点和不慎，还是爱情本身的难测阴晴，他总归一败涂地，一蹶不振。直到现在他一想起张楠，一想起和她相伴的每一刻光阴，他还会在心里万般不舍，还会在心里出声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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