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莘，不可咆哮公堂。”阎鹤喝道。
“赵友德，借据的日期是天顺三年，迄今三十余载，为何时至今日才来索债？”吴维质疑道。
“回大人，舒莘借钱后不久，举家迁往他处，不知所踪。这些年来，草民寻遍武昌府，才在灵山脚下找到他。”赵友德对答如流。
“你……”
“舒莘，不要干扰吴大人质证。”阎鹤截住舒莘。
“但舒莘并不承认向你借钱，你如何证明借据的真假？”
赵友德“嘿嘿”一笑，说道：“借据是真是假，大人核对一下笔迹不是清楚了？”
吴维一忖，扭头叫道：
“来人，纸笔侍候。”
片刻后，一个衙役端来笔墨和宣纸，吴维吩咐：“舒莘，你写几个字本县看看。”
“写什么？”
“写……”吴维将公案上的借据递给那端纸笔的衙役，说道：“你照这个念给他听。”
“是。”那衙役念道：“借据。今借到赵友德铜钱两贯，按每月一百文计息。此据，舒莘。天顺三年七月六日。”
“这……学生并未借他银钱，如何能写？”舒莘将毛笔一放，愤然说道。
“让你写你就写。只是核对一下笔迹，又不是真的借据，你怕什么？”吴维说道。
舒莘无奈，复又拿起毛笔，掭了一下墨。
“子虚乌有，子虚乌有。”舒莘边写边说。写完将笔一扔，说道：“大人请看，学生的笔迹与它相同否？”
吴维接过衙役呈上来的两张“借据”，左右看了一看，然后嘴角一挑，将两张“借据”反过来说道：“你自己看看，有何不同？”
呈现在堂下众人眼前的两张借据，笔迹如出一辙，难辨真伪。
舒莘顿时惊愕无比，连连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笔迹高度的相似，倒令沈灵珊起了疑心。她向吴维说道：“大人，草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知县大人问案，禁止闲人喧哗，否则逐出公堂。”阎鹤高声喝道。
沈灵珊原本不愿与他啰嗦，但见他三番几次吆五喝六，忍不住讥讽道：“阎‘官差’，今日又是把门又是喝堂威的，你究竟是快班班头还是皂班班头？你不觉得此时你与草民一样，都是‘闲人’吗？”
在州县衙门，皂、壮、快三班衙役各司其职：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阎鹤是快班衙役，“把门”“喝堂威”自然不是他的职责。
吴维任职江夏县，一直以来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是因为武昌城藏龙卧虎，不仅有知府衙门、行省衙门，还有都司衙门、按察司衙门，甚至还有楚王府、郡王府，随便出来一个人可能都比自己的品级高得多。此时听沈灵珊语言犀利，又觉似曾相识，怀疑她并非普通的市井小民，他扬手制止阎鹤，向沈灵珊说道：
“这位公子，你是……”
沈灵珊怕他忆起两年前“水煮铜钱”的事情，赶快说道：“大人，草民初次上县衙公堂，不知问案的规矩。若是不能说话，草民不说好了。”
“你有何话，说来听听。”
“谢大人。大人，常听人言，‘字如其人’。但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写出的字并不完全一样。就像颜真卿在写《祭侄文稿》时，‘悲情所至笔凝噎，无心作书化血泪’，其字全然少了平日的淡然谨慎。此借据如确为舒莘在天顺三年所写，当时的他正值弱冠之年，多少会有一些虚浮和稚嫩，应该写不出如此苍劲、沉稳的书法。还请大人详察。”
吴维听“他”所言似有道理，一时又不知如何“详查”，只好将此疑问抛给赵友德：“赵友德，你怎么说？”
“大人，这完全是强词夺理。试问，这借据如果不是他所写，又怎么能够与他的笔迹如此一致？”赵友德倒是成竹在胸，立时反驳道。
“这倒也是。”吴维点点头，向舒莘说道：“舒莘，若你拿不出其他证据，本县可要宣判了啊。”
“大人，没借便是没借，学生又有什么证据？”舒莘无力地申辩道。
沈灵珊暗中说道：“这吴知县怎地如此心急，那么多的疑点都没排除就要宣判？”
方浩玲低声向沈灵珊说道：“沈姑娘，单从笔迹看，的确不像假的。”
“但这舒莘迂腐木呐，也不像说谎啊。”沈灵珊说道。
方浩玲不知沈灵珊心有疑虑另有原因。舒莘的债主姓赵，家也在草埠门外，捕快班头阎鹤的一举一动也好似全向着他，她怀疑这与当日在河坡欲行不轨的赵四有关，但一时又没有办法查证。眼看吴维在公案上奋笔疾书，接下来便要当众裁决，情急之下，沈灵珊悄悄将“芸儿”拉到县衙门外，掏出一方手帕，指着远处的知府衙门（江夏县衙与武昌府衙在同一条街上，而且相距不远，中间只隔着一家漕运粮仓）对“芸儿”说道：“快，你将这手帕送到知府衙门，交给知府大人，若他要问什么，你实话实说就行。”
她知道舅舅久寻自己不着，见到他当年买给自己的手绢，必会赶来县衙。
“芸儿”知道事关自家清白，接过手绢撒腿便向知府衙门跑去。
沈灵珊信步返回公堂，只听吴维正在宣读判词：“经查，舒莘于天顺三年七月向赵友德借钱两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县裁定借据有效。自天顺三年七月至弘治四年冬月，共三十三年又四个月，根据当年双方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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