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岭南说好桶我当然收。
简光伢说好桶你收什么价。
陈岭南说十二块钱一个。
简光伢说你放狗屁，都是十四。
陈岭南说十四就十四，你有多少。
简光伢说有八个，不过你要连报废的桶一起收走。
陈岭南说这完全可以，我租个车就去厂里拉。
简光伢说八个好桶一百一十二，三十一个报废桶九十三，总共两百零五——你先把钱给我。
陈岭南说为什么。
简光伢说我把好桶跟废桶混在一起，你去到厂里什么都不要说，全部搬上车就是。
陈岭南也是老江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奥妙是，简光伢把好桶当废品卖，中间存在十一块钱差价，八个桶的差价是八十八块。如果老板没发现，这八十八就进了他简光伢个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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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姐夫郑家驹的介绍进了厂，简光伢首先遭遇的一个困境就是皮肤过敏。这是多数人第一次接触油漆要经历的一关，何必和何文也未能幸免，只是过敏程度比简光伢轻一点而已。最开始是皮肤变得无比干燥，浑身奇痒难耐，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挠出一身疹子，然后浑身肿得跟个刚出笼的馒头一样，灼热、疼痛、无法睡觉、咽喉肿痛、食欲不振、睁不开眼睛。这样的痛苦持续数天或者十数天甚至更长，直至肿胀渐渐消退，死皮脱落，最后成功脱敏，凤凰涅槃。
油漆厂的工作堪比苦力，环境也无比恶劣，三个人对这份工作依旧无比珍惜。刚到龙踞就顺利进到了厂，这就够幸运了，何况每个月六十块钱的工资也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三人遇到了一个好老板，除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没有发下来，之后每个月的工资老板郭宏生都不会恶意拖欠克扣，能做到这一点的老板已经非常难得。不跟远的比较，就跟郑家驹比，郑家驹本质也不坏，积极向上，勤奋肯干，可一旦涉及到钱的问题，也没有半点人情味，包括对小舅子何苦。何苦在老家的时候天真地认为来到龙踞会得到姐夫的特殊关照，然而却没有。郑家驹给他的工资跟其他工人差不多，仅仅多十块而已，每个月六十，吃住也一样。
“你是来学东西的，不能一上来就想拿高薪。我要一开始就给你高薪，那是害你。”郑家驹吝啬还振振有辞。
在大家的想象里，好像从香港过来的人都是霍英东包玉刚那样的大富豪。其实不然，这个时期来大陆投资的香港人里，除了极少数爱国者，大都是投机者，实力真正雄厚的不多。这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刚刚开放，政策不明朗，加上产业链不完整，真正有实力的老板用不着冒险。敢冒险的往往是低端制造业里的中小企业老板，吸引他们的是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租金。而最多的是郑家驹郭宏生这类纯粹的冒险家，年轻，一文不名。他们在香港其实也是社会底层，出身卑微，没有文化，没有生路，有的是出人头地的野心和比大陆人更开阔的视野。最初他们跟着从香港过来的老板干几年，手头积攒了一点点资本，也有了一点经验和技术，便自立门户。租个简陋车间，买点二手设备，招几个廉价劳动力，摇身一变就成了老板。在这个以卖方为市场主导的时代，你只要有做老板的勇气，你就能发财。他们衣着光鲜，肩上背着人造革公文包，似乎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其实囊中羞涩，虚张声势。有经验的人从来不信他们嘴上说的，因为他们满嘴跑火车。有经验的人看一眼他们走路的神态就能清楚知道他们几斤几两。如果他们走路的时候弓着背缩着肩，像憋着尿找厕所一样东张西望，同时又步履匆匆，那肯定是还在寻找机遇，肯定是还没混好。混的好的，往往是下巴走在前面，眼睛四十五度角仰望蓝天，走路也一定走马路中间，即使挡了后面的车，也要等对方按了半天喇叭才会慢条斯理让路，让路前还不忘回过头来骂一句：丢你老母，赶去投胎咩。
郭宏生属于后者。郭宏生二十八岁，未婚，家在九龙深水埗，曾有过短暂的黑社会经历，因为贪生怕死被黑社会开除后才辗转来到大陆。去年他还是“水仙花”油漆厂的一名油漆配料员，在初步掌握了油漆生产工艺后，从亲戚朋友手里借了点钱，摇身一变自己做了老板。简光伢何文何必是他招的第一批工人。工厂条件简陋，一个一百平米的铁皮屋车间，一台经常罢工的人力叉车，几个铁皮搅拌桶，以及十数种原料，就构成了工厂的全部。郭宏生慷慨大方讲义气，加上第一次做老板，没有成本概念，除了不会恶意拖欠克扣工人工资，平日里心情好的时候还会给工人小恩小惠，美其名曰“特殊工种津贴”。何文何必和简光伢应该是龙踞最早拿到“特殊工种津贴”的内地打工仔，在这之前以及之后很多年，所有津贴都只针对外籍员工，内地打工仔脑子里想一下都会被炒鱿鱼。
油漆生产全部是手工操作。工人的岗位也没有分工，都是通才。每天的工作就是郭宏生在一旁手把手指导，三个工人把各种化工原料按比例兑入搅拌桶，然后用一根一米来长的钢管在桶里持续不断的搅拌，直至搅匀。如果说搬运原料是苦力活，搅拌原料就是苦力中的苦力。由于各种原料的密度和粘度不同，把它们搅拌均匀绝对是一件即检验体力又考验耐心的事，同时还要忍受各种刺鼻的气味，而且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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