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的一天，我持介绍信到教育局向刘局长报到，那时我的工作还没安排，局长说你先休息一个月再说。
后来分管教育的黄副县长找我谈话，说让我去葛水中学当校长。我笑着说：“我在边疆基层二十多年，又要我去基层呀？”“先下去管管事，那里缺个领导，等以后再调整行不行。”我任校长。老伴邹招生分在文水小学教书，我们的家就安在文水小学。大儿子小云也在葛水中学教书。
葛水经济不发达，学校建设比较落后，学校校舍破旧，教风不振，财务帐上只有十几元钱。两层高的办公楼兼教师寝室是用石块砌成的，楼上人一走动，灰尘就唰唰往下掉。学校厕所，男女“跑光”。教室由于窗子太小，白天上课光线昏暗，学生寝室阴暗潮湿，床铺、窗子破破烂烂，食堂蒸饭用的蒸笼也烂了，老师、学生经常吃生饭，目睹现状，我的心凉了半截。
老师精神状态不振作，不安心，都想调往县城，工作也马虎应付，升学率较低。教师的思想工作比较薄弱。
困难是暂时，战胜困难是一种快乐，我有信心办好这所学校。针对学校存在的困难，我与学校唯一的党员商量，首先要依靠组织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振奋教师工作的热情。其次，急需解决食堂吃生饭问题、厕所问题。再次，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班级评比，开展教学竞赛，奖优罚劣，推动教风学风走向正规。
我去教育局要了点钱，罗主任去找乡上级解决木料做饭蒸和修理厕所。不几天钱到了，但木料没有着落。于是我派人到乡下买了几根杉木，立马请人做起几付新蒸笼，彻底解决经常吃生饭问题，同时突击修好了厕所“跑光”问题，结束了师生到处“打游击”、拉野屎的状况。
儿子小云，他82年3月份分到这所学校，比我先到一个学期，他对我说：学校有水田旱土20多亩，老师学生每周要劳动二次，尤其是春播秋收，耽误时间太多，影响教育质量，学生家长意见较大。虽然全县都是这样，以农养校，改善教师福利，但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听了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我向刘局长提出把学校大部分水田和旱土承包给村民，自己仅留一二亩种蔬菜，这样可以把教师和学生从较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搞教学。刘局长说：现在全县还没听说哪个学校把农田包出去，老师、学生还是搞点劳动好。
我说：葛水中学不是农业中学，是全日制学校，劳动过多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每年优生往城里跑，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太多。道理没少讲，但刘局长还是不答应。
1983年秋收一过，我就擅自拍板，将水田改成鱼塘，把旱地和多余的水田承包给村民，这样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84年春投放鱼苗，承包到班级，定责定任务，平时利用课外时间割点草，倒一些大粪到塘里加快微生物繁殖，管理简单，教师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年底一干塘，教师们分了不少鱼，皆大欢喜。
承包的油菜收割后榨了不少油，可以保证教师食堂全年不用买油吃，油饼做成饲料喂猪，年终杀几头猪，大家回去好过年。我这样做在当时是违背局里意见的，因为全市还没有哪所学校将田、土承包给村民。我想：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校长。
1985年下半年，局里决定到葛水中学开“教育改革研讨会”，我拿出了我们的土特产：大草鱼、鳙鱼、鲤鱼招待各位领导。刘局长品尝着鲜鱼，肯定地说：“你老张这步棋是走对了，走得好。”我嗡声嗡气地说：“我还担心受处分呢？”
“有功，有功”，局领导都笑了。从此，局里不再统一要求水田种水稻，允许学校多种经营，允许把田、土都承包出去，学校只管“坐收渔利”。
在教学上我强调：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必须把抓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通过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重奖重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使教师安心，工作热心，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学校大门外有一块大平地，过去成为民兵训练和老百姓放牛的场所，对教学造成影响。我就在大草坪中间种植果树，迫使乡里民兵训练迁到别处。这也许是无上级主义吧。
后来，我在果树的四周建一个三百米的环形跑道，为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场地。我还筹集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厨房，改善了学校条件。
1986年秋，教育局调我去县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学校调来了一位年青的校长孙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孙校长不舍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实，还许愿：你不用上课，只当参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知道去“职改办”要负责办理全县教师的职称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亲，我已58岁了，也该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学四年间，工作有点成绩，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对老师们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与大家同甘共苦，办好这所学校。”
我以实际行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树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学生、老师还未起床，我已经离开了暖窝；学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么，我同样是一份菜。
我当时工资是行政18级，工资不低，但很少另开小灶。我与儿子小云、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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