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啧啧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入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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