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制度的瓦解原因而言，是因为时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小农已有能力实行一家一户的独立耕种，不再需要这九种家共耕的集体耕作形式，于是便有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50年），以及各国的变法，这种劳役地租性质的井田制被废除了，政府开始对独立的农家，征收一定的税赋（金钱）与劳役地租。而这种经济形式从古代一直延伸至今，典型案例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农田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发令：“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吏要亲自督查，如果不中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朱元璋又下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每一百户农民要共种二亩秧，并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焼地，耕锅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等等。
而上举小农经济，以前又被称之为自然经济，因为其是建立在小农个体家庭自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与上古井田制经济一样，由于政府大致可以依据其所掌握的土地与户籍人数，推算出政府的年度总收入，因此就本质而言，这种经济形式实则为一种计划经济。
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区别的是：中国自古以来还存在另一种经济形式，即工商业经济。其是非计划性的。如民众日常生活所需之锅、碗、瓢、盆、筷子、菜刀等等，这些东西原本非各级政府官吏所能预知社会之实际需求量，其皆出自于手工业工匠之手制造，再通过行商坐贾等种商贸形式，送至需家手中。说得再远一点，现在缅邦、南掌、金边、安南等友邦，按照联姻盟约，我邦每年要给其五万至十万白银，购买其大米，而这些友邦在收到我邦白银后，不一定存入府库，而是要用以购买我邦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对于这些友邦的实际所需量，我邦政府亦无法做出预测。
因此，对于民众或需方需要通过这种买卖交易形式获取的手工业制品，因其要通过市场、或经商家转手获取，政府无法事先知晓其社合生产总量，就这种经济形式的性质而言，其相对于小农经济的预知计划性特点，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经济形式，中国古代的传统称谓是工商经济。而如何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政策，一是“重农抑商”。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是：商人通过经商过度谋利，会打击农民务农的积极性，而农业为立国之本。另一种政策是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其依据是西汉初年所实行的“黄老无为而治”政策，即任由市场的实际所需，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波动，任其自生自灭，政府仅居中收取一定的交易税费。而自宋以降，因政府从工商业贸易活动中获利日多，有人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对大商人的袭断投机活动不加打击，任其自由泛滥，会严重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造成全社会的贫困。
因此，针对上两种经济形式的特点，要想使我邦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永立不败之地，我邦的立邦之基，在于寻找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既要积极扶持保证基本民生的农业，又要合理扶持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工商业，不使商人出自逐利动机随意涨价，牟取暴利而捐害全社会的公利，这样我邦便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如何才能寻找这两种经济形式的位合点，则是我邦今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户部尚书程好义登台发言之后，轮到礼部尚书孙员外登台讲话了。孙员外说道：礼部官署，北魏始置，隋朝以后成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举之法。而我邦设礼部，主要是为了端正社会风尚，凝聚人心，共建大同社会。而讲到礼，就要讲到乐，因为儒家从来都是礼乐对讲，如同先哲所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而在和平年代要治理好国家，需要礼，也需要乐。因此礼部的平素职是两大块。
一是讲礼。讲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区别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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