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的金融改革，以准入和放松价格管制为重点，推动建立多层次市场化金融体系。
其中，准入管制的放开是全面的，是实现市场化最重要的内容。这既包括对内的准入放开，也包括对外的准入放开；对外的准入，既包括逐步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更自由地在境内提供金融服务，也包括逐步允许跨境资金更自由地流动，上海自贸区改革中已有较广泛的尝试；既有对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放开，也有股票的注册制，丰富金融产品，涉及机构、市场和产品的准入放开。放松价格管制，是发挥市场约束的另一重要方面。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关键。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完善普惠金融体制是实现市场化的有益补充。《决定》也在不断完善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监管框架和体系。
近期，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警觉。这是在仍存在相对严格行政管制环境下，市场主体出于盈利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绕开各种行政管制，响应市场需求的结果。这是微观主体自发市场化的一次尝试，也是政府学会管理市场化金融运行的一次机会，是渐进推进市场化过程中不得不学会的一课。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市场对监管空白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人们迅速抓住监管套利机会，追求更高的回报率。金融监管、法律框架的改革（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条件）与金融的市场化速度不衔接，隐藏着巨大的失控风险。当然，影子银行的风险还高度依赖于其服务的实体经济的风险特征，在当前环境下具有巨大的特殊性。
网络金融是我国推进金融市场化的另一个机会。当前，网络金融发展迅速，是社会网络化、金融转型和交易价值等共同推动的。这个时期，很容易将现实世界的金融监管延伸到网络金融领域。但这就丧失了重新思考货币、金融、监管本源的机会，丧失了重新设计更有效的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机会，也不利于金融与网络社会更充分、更有效地融合。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市场化并不仅仅是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管理。金融体系能够市场化的程度，高度受制于金融体系的功能，以及政府管理金融的能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分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既是现金流的风险和收益不断划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也是管理要素不断细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首先，我国需要准确界定金融体系的功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为此，我国有必要适当弱化金融的产业政策功能，合理划分金融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要合理确定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限。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为了使金融体系的管理更加有效，我国有必要将管理的不同要素进行细分，分离不同职责，并由合适的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
最后，还应分离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和金融领域的金融风险，理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体经济的经营上，而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可建立多层次的信贷、股权等市场，引入多层次的市场准入体系，承认灰色地带机构和业务的金融属性，在更完备的市场层次中设计差异化的规范体系。
金融改革需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业务处理的对象之一是不确定性，因此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的特征之一。金融体系通过吸收、合理分配和分散、及时释放等方式，积极应对金融风险。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加上体制机制上的一些缺陷，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甚至有将分散的个别风险，不断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倾向。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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