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相当部分是实体经济转型风险的反映。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集中并反映了实体经济风险。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时期，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应，资源配置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速度、模式调整，也将引起资产价格的重估。实体经济的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和运行模式转换，都将在金融体系中有所反映，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和分化。在实体经济充分调整之前，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之前，实体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还表现为，金融体系通过各种方式过长时间、过度规模地维持实体经济的原有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产生了隐性担保，给金融体系发出了扭曲的价格信号，加重了金融体系支持原有结构的倾向。
其次，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金融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不协调，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深度和广度仍不足，市场缺乏分层和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创新仍受到一定制约。但这主要影响金融效率。虽然这最终也会影响金融安全，但从风险角度，我国更大的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适应于原有经济增长和管理模式的。随着经济转型，金融体系也在改革和转型。但由于改革和转轨的内在不协调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脆弱性的本质，是权责利的不一致，导致行为的持续扭曲。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转型与行政化管理手段之间的矛盾。金融机构和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市场化运行，但我国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仍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性、数量型手段，两者出现一定的冲突，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管制、严格的准入限制、事实上的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资的行业限制等，规避这些管制的创新相当活跃。二是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我国的不同金融市场开始融合，金融领域已事实上混业经营，但我国仍采取分业监管框架。不同监管部门在主管行业利益等推动下，存在一些不利于金融整体稳定发展的监管竞争行为，给监管套利提供空间。在泛资产管理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监管框架已不适应金融实践的发展，监管有效性下降。三是民间金融快速发展，但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监管框架。民间借贷、网络金融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创新活跃。我国以m2为目标的数量型货币调控，越来越不适应金融的发展，调控的有效性下降。这些金融业务还缺乏基本的法律界定，存在监管真空，无序发展的特征较为明显。四是其他领域改革与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协调。如上市公司的治理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使得地方政府混淆政策性和商业性融资，过度介入金融市场等。
三是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是导致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金融体系广泛存在道德风险，且国家信用被滥用。缺乏存款保险制度的、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体系，加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出于维护社会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我国几乎不计代价地维护金融稳定。这使得我国正规金融体系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盈利要求压力下，金融机构过度扩张，滥用了国家的隐性安全网。其次，政府干预经济，参与市场融资（地方融资平台等），混淆了财政和金融的界限，扭曲了实体经济的价格信号，使得金融体系将资源过多配置到财政领域，金融和财政风险相互融合和转化。再次，政府将金融稳定理解为不出现风险事件，并基于这种理解而不断介入风险事件。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风险事件还仅仅是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介入和干预有助于消化风险。但一旦经济处于下降周期，风险的性质就不再是期限错配类的流动性风险那么简单，这种介入和干预将分散的个别风险，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破坏了金融系统通过及时释放风险的方式维护自身稳定的功能。整个金融体系呈现出“钢化玻璃”的特征。
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
改革总是在处理“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关系。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不是在资源已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实现系统转换。改革不得不面对原有的资源错配，不得不面对新旧机制转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控风险。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意味着将更加透明，原有的错配将不得不有所暴露，意味着原有运行体制一定程度的破坏，需要及时建立起适应于市场化运行的体制机制。金融改革实施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需要合理设计改革的顺序、时机和力度，需要及时应对这个过程可能引发的风险，设计好相应的配套措施。
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利率绝对和相对水平的变化与资金的重新配置
我国存在多个相互分割的利率体系。利率受到管制的国家（从我国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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