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姨家住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就紧忙跑到肿瘤医院，我必须要在今天打上第一针，以保证春节的时候可以出院。
车轮一圈一圈的转动，把车上的人渐渐带出市区，车外白色的图画越来越多，仿佛世界与人生已经被抹得干净。这条路通向肿瘤医院，也通向殡仪馆。只不过殡仪馆要比肿瘤医院多走几里地。想到这里我就有些害怕。今天，我的终点是医院，而明天，我是否会把那多出来的几里地走完？
3．
不巧的是老吴头去参加一个会诊，等了半天也没有来。李主任把入院检查的申请单开了出来，让我先去办入院手续。
到护士站添完住院单，老吴头风尘仆仆的回来，见到我，他一拍脑门，叫了声“哎呀”，然后挥挥手，让我进办公室，说：“快，抓紧！”
我把从北京带回来的资料都拿给他看，他看了一张血检报告单，上边一切正常，说：“很好，很好！我们现在就开药，不用等检查结果出来了。”说了就开始抄方，抄完后递给我说：“你现在就让护士给你取药。”后来又感觉不放心，把药方又拿了回去，自己去找护士，见人就喊：“今天谁取药？把津忻的现在就给我取回来。”
趁护士取药的空，老吴头和我谈起了我的病情。他说新的病理照省内的病理严重了许多，治疗是耽误了。不过还好，我们不是在病入膏肓的时候才知道真相的，更不是一辈子也无法知道真相，我们还有希望，在我们可能的时间里最快的知道了错误，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当他知道我自己清楚了自己的病情，先是很深情的看了看我，对我点点头，似乎要给我一种力量，然后鼓励我坚持住，“现在咱的身体算是垮了，精神可不能再垮了。”告诉我精神乐观也是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
我听完后，鼻子一酸，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紧闭了嘴，用牙咬紧下唇，对老吴头点点头。从办公室出来后，我直奔厕所，眼泪终于出来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医院里的人不是很多，显得有些冷清。我的病房里本来有两个患者，一个今天刚刚出院，另一个也要在明天出院，剩下的只有我一个。
直到快过春节的时候，又进来一个老头，是齐市的。老爷子得的是脑瘤，并且扩散到脊椎和腿上，躺在床上哼哼呀呀的叫疼。
除了自己的名字，老爷子不认识字，就是自己的大名，也要放到一起才能认识。报告单诊断书什么的他都没少看，就是一个都没看懂，甚至不知道自己住的是肿瘤医院。他的家人只告诉他这里是医大。老头在床上跟我埋怨，说当年来医大的时候那里挺繁华的，现在怎么搬到这么老破的郊区来了。我说这里地皮便宜，没告诉他当年他去的那个是医大一院，这里是医大三院。
新的化疗方案里使用了一种叫ddp的抗肿瘤药物，这种药对肾脏伤害很大，需要患者大量的排尿。在初中的时候，乐乐经常手里拿着一瓶水，美美的喝上一口，发一句“水是生命之源泉”的感慨，这话今天被我理解--没有水你就不能撒尿，不能撒尿，你肾就有问题，肾的问题大了，你就嗝屁朝梁了。
第一天化疗，打到六点钟的时候还剩下一瓶半。冬天的时候，哈尔滨的白天很短，不到五点，天已经黑了。看着窗外空荡荡的夜空，呆在这空荡荡的病房里，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回家的yu望愈加的强烈。
妈给老吴头打了一个电话，老吴头说，如果我能喝水，那最后一瓶不打也可以。于是我拼命的喝水，用矿泉水瓶算计着自己什么时候喝到两千毫升，半暖壶水下肚，尿出来的尿清澈透明。
就这样，在快到七点的时候，我和妈搭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了。
从第二天开始，副作用就来了。我对这次的药物反应非常大，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不舒服，而是开始呕吐，先吐吃下去的东西，然后吐咽下去的唾液，唾液也没了的时候，就开始吐胃液和胆汁，先是绿的，再是黄的。吐的程度也很吓人，其实那根本不叫吐，叫喷，上来那股子劲儿，肚子嗓子的肌肉一哆嗦，哇的一下子就从嘴里和鼻子里喷出来，之后感觉脑袋胀了老大，鼻涕口水眼泪都跟着冒出来。
我不再敢吃什么东西，像死人一样往床上一躺，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妈很担心我的不吃不喝，时不时就问一句：“吃不吃点东西？”我说不吃。这时候她就会接着问一句：“那西瓜吃不吃？”我瞪她一眼，反问她：“西瓜算不算东西？”妈就不再说话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动不动就想好好的对人发一通火，妈就成了我的活靶子。只要她多说了一句废话，我就会冲她发脾气。
其实我也很想吃东西。不吃东西就没有抵抗力，就对治疗造成困难，就容易加重我的胃炎，道理我是都明白的，但运用的实际当中，人就不再是清醒的那个我了。不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胃里也不好受，像是有火在烧一样，那是胃酸惹的祸。但是我实在是望食生畏，挺不住的时候就用手去抠嗓子，把胃液吐出来。
到了下午，过去那个左臂痉挛的老毛病又发生了，我到北京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看了那么多的医生楞没想起来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提着瓶子去找老吴头，申请再少打一瓶。老吴头一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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