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发生，自联盟政府成立以来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因此也就成了当代马来西亚史（当然也是马来人与华人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之前曾发生在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事件，如1959年5月发生的kor岛事件、1964年7月发生的bukit 区事件、7月和9月发生的新加坡事件、1965年早期发生的吉隆坡事件以及1967年11月和1969年4月发生的槟城事件等。这些事件多数集中发生在1964年至1969年的两届大选之间，说明这期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中度过的。
三、善后：紧急状态（非常时期20个月）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来到马来西亚的华人，除了那些进入马来人地区或在马来人中经商的人外，一般都与马来人分开居住，而且也大都从事着与马来人不同的经济活动，所以，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一般不是很普遍，相反，他们之间的心理上的相互疏远、猜忌或不信任，却是自然存在的。就那些居住在马来人中间的华商而言，即使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一般都与马来人之间保持着一种货币借贷关系，这不仅给马来人留下了剥削者的形象，还更让他们对富裕的华人与贫穷的马来人之间的差别有着更直接的体验，亦无形中造成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疏远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马来人族群意识的觉醒与华人本土意识的增加，尤其受一系列问题如马来人的保留地问题、华人的公民权问题、直至后来的马来人的主权和特权、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宗教、华文教育以及马来人贫困等问题的影响，两族间的积怨愈来愈深，并在日本占领期间变得愈加严重，以致日本投降后发生了两族间的许多流血冲突。不过，马来亚的族群政治形成以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使他们共同赢来了马来亚的独立，那些影响两族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政治安排，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相互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只是，凝结为独立宪法的这些安排，由于突出地强调了马来人的地位和权利，再加上联盟政府为了达致国家认同而不惜推行文化教育同化政策，以及议会选举对族群问题的炒作，才最终导致了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发生。
无论如何，自1955年以来，一直执政的以巫统为首的联盟政府，对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难辞其咎的。这不仅是联盟党在竞选中亦曾打过族群问题的牌，而且是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在解决族群问题方面实践证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除了历史的原因使得马来亚／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在当时确实是积重难返外，联盟政府过度热衷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作为最主要领导人的tunku abdul raan也常常强调马来亚，马来西亚是由多元族群构成的这一客观现实，也常常强调他代表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马来人的利益，因此被指责倾向华人，出卖马来人，然而，事件发生后，他还是把责任推给了马来亚**和华人私会党。马来西亚的政治之所以被称之为族群政治，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国家领袖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本族群利益和要求的狭隘立场，这不仅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更主要的是他们承受着来自本族群的压力。实际上，巫统的领袖们当时就面临着党内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巨大压力。
对骚乱事件做出正式反思的是全国行动委员会于1969年10月9日提出的有关报告。关于其原因，报告也谈到了马来亚**和华人私会党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如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宪法解释上的分歧、移民族群对宪法有关马来人特权等规定的不满、竞选运动中执政党和反对党对种族情绪的激化以及反对党在胜利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侮辱和威胁行为等。不过，后来又逐渐认识到更为根本的原因是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低下及其不满情绪，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种族分化和敌意”。这些政治上的反思，仍然是马来人领袖主要站在本族群的立场上做出的，它缺乏理解他族群地位和要求及其感受的公平视角。实质上，对于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发生，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一直徘徊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坛的民族歧视问题是难辞其咎的：独立前是殖民主义的民族歧视，马来人也是受歧视者之一，独立后则是马来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华人在这两种歧视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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