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过后，庾亮亲自祭孔，下令所有官员子弟应来武昌官学，并在临川和九江两地建立分院。
重要事务安排妥当，庾亮打定主意，上表请求将长公主嫁与桓温，并命殷浩带人护送桓温入京。又怕王导不答应，他还写信给远在会稽的二弟庾冰，请其火速入京调谐婚事。
桓温和殷浩带着二十多个仆从来到江边，江风轻轻拂面，两人倍感精神舒爽。这时才发现庾亮给他们准备的这艘船是一艘巨舰，长数十米，连他们的马匹都可以轻松牵上船。船体非常豪华，两个人一人一个大的单独卧室，相当于现在的两居室，里面一应俱全，非常舒适。大船开启，桓温和殷浩都来到甲板上一睹长江风采。
泛舟江上，桓温和殷浩各有各的心事。
殷浩对桓温说：“多年不见，不想今日要我这个雅士护送你这个武夫。”
两人从小在一起，殷浩又比桓温年长几岁，因此对于殷浩的讥笑不以为意。桓温说：“太尉遣你送我入京用意颇深，估计此番你可以拜会众多朝廷名士。”
“噢，太尉是这个意思吗？”虽然不敢相信，但殷浩的心情好了很多。
“你想，如果仅仅是为我的事而去，派王羲之去岂不更好沟通。”
殷浩点头认可。
“王导那里派王胡之这样的大名士护送王羲之来武昌，我们这里哪有如此名望的人，既然没有，就只能派最具才华的人去。”桓温说道。
“原来还是任重道远啊”殷浩喜上心头。
桓温说：“我来的时候听说过，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做太尉长史。”
殷浩不信的摇摇头，说道：“有王羲之在，我怎么可能接他的班。”
桓温讲：“王胡之、王羲之兄弟出身琅琊王氏，早已名达天下，庾公这里只是他们晋级的一个跳板，我想不出一年半载他俩就会回京述职。”
殷浩讲：“就算他们走了，还有范汪先生。”
桓温笑笑说：“范汪虽是儒学大家，但却惯使阴谋，说不定长史之位会越过他而给了你。儒士志向高远，却表现出一丝鄙俗；玄士轻浮，却显出一丝雅致。”
殷浩看着桓温笑道：“你这是在讥笑我吗？以前我知道这几年你打了很多漂亮的胜仗，没想到你的政治眼光升华很快嘛！”
桓温笑了笑，这四年来，桓温一直在战斗一线，见识变得机敏。但是他还是有一丝思虑。他对殷浩讲：“离家出走前，我并未读过很多书，家中也只有一些儒学书籍，而京中和扬州人士大多崇尚玄学，爱好清谈。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这几日在船上还请殷兄赐教一二。”
殷浩笑道：“这船从武昌到南京顺流直下，少说也要七天。玄学我拿手，可以给你从头好好讲讲。当今之世的玄学也如同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认知社会规律，探索社会发展的百花齐放；魏晋的玄学是认知人性，探索人生的百家齐放。”
笔者语：
在春秋后半期，随着粗糙铁器的更广泛应用，公有的井田制逐步瓦解，慢慢进入私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产生大量平民。一个有一定人数的平民阶级出现。
这时的社会已经区别于之前的社会，在之前的奴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及其简单，只需要法令和一点点迷信活动，便能驱使整个社会。
而井田制瓦解之后，产生的是更多的平民，他们与统治者并非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趋于复杂，如何全面协调更多的平民社会的关系。这一时期百家齐放，各种思潮孕育而生，最典型的是道、儒、墨、法。
道、儒、墨、法全都是研究社会规律，探索社会发展的方法。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当作一个集体看待。
比如道家是因循变化，审时度势。其实老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却是他们道家心理的真是写照。“绝智弃辩，民利百倍”，就不把人当人看，只关心人的社会性，只关心社会治理。
儒家探讨个人服从社会发展，君子是其对个人的最高要求。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要求的人。
墨家和儒家相近，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只是“知趣相投”，没有组织；但是墨家的组织太严密。墨家有首领（巨子），信徒无论在哪个国家当官，也还要听从巨子的，还要给组织供奉资金。儒家对社会规律讲究七分顺从，三分铸造；墨家则相反。简直就是一个黑社会。所以它在秦以后漫长的专制统治时期无法生存。
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社会观哲学的百花齐放。几乎不涉及人性的研究。也因此《庄子》对人性的研究游离于百家之外。在春秋战国不被人重视，也没有被划归到某一家学说中。
而进入魏晋以后，庄园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使庄园主的财富增长异常之快，富裕的庄园主巨量增加，形成了一个阶级。而且他们还是社会的主导阶级。
而他们既有能力又有时间享受生活，儒家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和繁杂的礼教使他们忍受不了。阮籍的名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个人”的研究，不再限于认知社会规律，而要探索人的本性。不再研究个人如何适应和利用社会，而研究方向改为个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
庄园主阶级探索人性，既要保身，又要做现实的强者。
春秋战国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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