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琰，我要讲的是关于蔡邕的故事。
董卓死了。父亲去哭，父亲也死了。
与其说是我讲故事，不如说是我记述下来父亲对我所讲的一些话，我还没来得及听明白，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话著书立说。
我一直怀疑父亲精神分裂，前半生的他和后半生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以前的他是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的人，断不会去哀悼董卓这种大奸大恶之人，若是如此，也不会因此送命了。
父亲年少时博闻多识，师从当时的太傅胡广，兴趣爱好极其广泛，喜欢文学、数学、天文、音乐、书法等等。年轻时的父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忠君爱民克己复礼的大儒，他也的确做到这样了。关于父亲蔡邕的品行行为一直是乡里之间交头称赞的典范，也是世人口中的贤者。
子曰四十而不惑，父亲却是四十而惑。人们都无法接受父亲突然的转变，我更是如此，因为我亲眼看到父亲的突然分裂，就像一夜之间完全变了一个人似得。父亲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形象，不论穿衣吃饭，还是接人待物，或是对时局朝政的看法，都是不急不慢，有理有据。从他开始不注意穿着打扮的形象开始我就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后来从他的言谈举止上跟以前更是判若两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事情了若指掌的话，我真的怀疑他是谁了。
父亲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一会钻进房间把玩古董，一会又在书房著书立说，一会又饱读百家之书，不拘一家之礼。如果父亲一直这样下去，挺多最后会落的个少年成名，后又泯然众人的下场，但是在他五十六岁那年，他突然应诏成了董卓的代理祭酒，后又历任侍御史、治书御史、尚书，后人称之为“三天之内，遍历三台”。这成了父亲这一生最大的污点，更是导致他无辜惨死的原因。父亲却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也正是从父亲再次上朝为官时，才开始跟我断断续续的谈论起自己来这些年思想上发生的巨大转变，一下言论皆是我回忆父亲口述而记载下来的。
当你读了越来越多的书，当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时，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你不知道的也越来越多，多到你无法理解的地步，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感到疑惑，因为这本书上所讲的跟上一本书上有所偏差，更有甚者简直针锋相对，明明都是圣贤书，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开始发问，这就代表着你开始怀疑，人们通常都会把自己的怀疑控制在适合而止的范围内，借着自己资质平庸无法理解先贤圣哲的幌子来安慰自己，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资质并不平庸，于是我就开始审慎自己所学习的全部，至此，就是我的四十而惑的开始。
我开始重读那些早就滚瓜烂熟的圣贤书，我开始思考圣人著书时所处的环境，他们给你自己的定位，从何种角度出发，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甚至他们的性格习惯生活癖好等等，这些都是决定他们写下我们奉若神明的圣贤书的因素。我看书，我不在看书上的文字，我看的是作者想要通过这些字说什么，我看的是作者在那个时代说的话对于那个时代甚至以后的时代有什么意义，若是现在这个时代又有哪些东西在改变，而那些言论是不是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开始和他们处于平等地位，甚至高于他们，毕竟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讨论这些。当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时，我发现我的思考方式仍然局限于一家之言，我开始广读百家之书，读他们想要告诉我的话，读他们想要代表哪些人群发出声音，我听了许多，信了许多，怀疑了许多。你问我算是哪家门下？我早已不再是什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了，不论是归属于哪个党派哪个团体，你都会不知不觉的以这个党派团体为思考问题的先天形式，不论你思考的是有多么的全面，多么的深刻，它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限定的先天形式的存在，所以就肯定会有局限之处，我不把自己归属于任何一个集体，我学习所有团体的思想，我可以好无后顾之忧的随时站在外来者的角度批判任何团体的思想。可以说，四十而惑之后的直接结果是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无信仰主义者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我自己，是经过相信一切去学习一切，再怀疑一切去反对一切之后，确立下来的自己。
有很多人在怀疑，尤其是这种即将要破而后立的大乱世，开始有很多人在质疑自己所接受的思想，自己所遵守的礼仪，自己所要创造的制度。可是仔细听听这种怀疑，你就会发现这些怀疑是多么的无力无赖，他们只想着去怀疑，却从不理解怀疑只是手段这句话，怀疑是为了更好的相信。他们说，我怀疑圣贤思想的错误性，我问他们，读过《论语》这本最基本的书吗？他们反驳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怀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自己，而不是这些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存在。有时候我听到这些都感到很好笑，一个人去怀疑自己不曾理解的东西，还是理直气壮的怀疑，任何阻挡他们怀疑的人都是腐朽不堪的人。我跟那些年少轻狂的人说，怀疑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积淀作为基础，这样的怀疑才有意义，我说自己怀疑的怀疑是建立在自己四十年的勤学苦读和自认为自己还算是天资聪颖的基础之上，但是没人听，这群热血沸腾的人丝毫不理会，他们叫嚣着怀疑一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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