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必定是这个时代永远的痛处，他们不安分守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没有信仰也就无所敬畏，他们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世界，他们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也终将是百年混乱的最大凶手，他们在毁灭与重建之间，付出代价的是无数并不知所以然的百姓，他们实践的代价就是百姓的永不得安宁。
我在怀疑，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怀疑，但绝不是这种怀疑。我要的是怀疑之后的明了，明是非明道德明人心，打破那些对人类发展限制的陈规旧俗，树立起自我的意识，知道一个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怀疑的前提是相信，怀疑的第一步是学习，首先相信你所学习的东西，学习先贤们的思想，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些思想被人类接受并流传至今，最大的保证不是政策制度之类，而是思想本身的价值，那些流传下来被后人世代学习的思想都是千年不出的绝顶聪明之人所慎重思考而写下的，很多人对这些人嗤之以鼻，喜欢断章取义的轻而易举的指出前人思想中的巨大漏洞，我不禁发笑，连三岁孩童都知道的错误，那些绝顶聪明的人却不知道，这合理吗？千年的发展，的确让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前人的思想中有很多不正确不合理的东西，所以需要我们去怀疑，在学习之后开始质疑其中的合理性，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甚至依据发展的规律对后世做出预言，这才是怀疑的合理途径和恰当作用。
我们害怕盲目的相信崇拜，那会让我们无知；我们更害怕浅薄的怀疑，那会让我们愚蠢。
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会听从董卓的征召上朝为官？
因为董卓是个有趣的人啊。他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头顶上的天，不相信有圣人的存在，不相信世俗道德，他只是率性而为，你们口中无恶不作的恶魔却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三岁的孩童一样，小孩的眼里没有好坏奸恶之分，他们饿了就哭，高兴了就下，他们的行为意识里没有道德礼仪规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感到快乐而为，同一件事情，我们成年人会根据自己所遵守学习的礼仪制度来衡量好坏，在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这些标准，他们做事时当然也不会思考这件事是好是坏了。
我以前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受挫，我费尽心机想让人们明是非晓道理，想让人们过的更好，可是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理解你，他们骂你弄乱他们的生活；我想让那些雄心勃勃的有志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他们有觉醒的一系列条件，只要他们肯去学习去了解，他们都能很好的找到自我独立意识，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他们太过于急功近利，没人喜欢听你说教，他们笑你太过于理性，而理性就代表着保守，他们笑你迂腐不堪。我会感到心灰意冷，也曾不问世事，可惜我终究不是那样的人，我儿时便开始学习的那些儒家名言一遍遍的响在我的耳边，我知道自己的理想，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要怎样的度过，当我太过于考虑结果时，就已经背离了我自己的本意。
我一直想要梳理出一条道路，一个始于孔子途径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桓谭王充的路，孔子的“仁”可以说开启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该有的道德表达，人们开始有了追求“仁政”的道德诉求，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自身的重要性并且要求统治者尊重他们的存在。这种对“仁”的理解，从纵向上看是至上而下的，注入了贵族性的恩泽成分，在横向上看是以亲族为起点的推及之爱，这种仁没有突破此族与彼族，贵族与平民的分割与界限。到了孟子和荀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从“仁”思考到“人”，虽然这些思考仍然是为了“仁”的推行服务，但已经有了开始注意人自身存在的因素了，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的讨论，都代表着他们开始注意于自身，这也代表着，所有的人都可以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高高在上的天子赏赐性的“仁”转移到思考自我的身上，思考自我究竟生来是善是恶，人们开始注意到自我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以前，把自我的存在下意识的依附于上层的存在。后来董仲舒把人性比喻成禾苗，把善比喻成稻米，认为禾苗能够长出稻米来，但并不能因此说禾苗就是稻米，禾苗长出稻米，还需要接受外界的阳光、雨露的滋养与人的培育。同样，人性可以为善，但并不能因此说人性就是善。董仲舒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教化的意义，但他何尝不是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门呢。人性的善恶不是天生注定的，需要后天的教化与努力等等很多因素综合而成，这无形之间就反驳了宿命论的思想，人们开始质疑命定论，人们开始思考，既然人性为善需要后天的教化，那么人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由自己后天来选择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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